我的知识之路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英） 著
外研社编译组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11年
本书版权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独家所有。
如未获得该社书面同意，书中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节录、翻印或存储利用于任何数据库及检索系统等。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第二章 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观点
第三章 教育的最后阶段 自学的初级阶段
第四章 青年时代的宣传事业 《威斯敏斯特评论》
第五章 成长中的一次危机 下一个阶段
第六章 最珍贵友谊的开始 父亲去世1840年前的著作和其他活动
第七章 晚年概略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早期教育
在写自传正文之前，似乎应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平凡的一生留本书作为纪念。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讲叙的任何一部分，会作为一个故事或者因为与我有关而引起公众的兴趣。
但是我想，在这个时代，教育和教育改良在英国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的关注都要多（如果说不是更深刻的话），为一种不同寻常、引人注意的教育经历留下一些记录也许是有益的；不管这种教育还产生了哪些影响，都证明了在早期能够教给小孩子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多很多，而且可以教得很好；用通常所说的教诲方式教育孩子，他们的童年时代实际上是被浪费掉了。
我还觉得，在观念转变的时代，如果有人勇于探索，对于自己及他人的思想既善于吸纳，也能有所扬弃，那么，把他思想的各个阶段记录下来，似乎不仅有益，而且也很有趣。
但是对我而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向帮助过我智力和道德发展的人表示感谢。他们当中有的声名显赫；有的能力卓著，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还有我最需要感谢的一个人，也是外界根本没有机会了解的一个人。
如果哪位读者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却还要继续往下读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了；我不奢望他沉迷于此书，只希望他能记得，这本自传并非为他而写。
我于1806年5月20日出生于伦敦，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是詹姆斯·穆勒，《英属印度史》的作者。
祖父是安格斯郡诺斯沃特桥的一名小商人，同时（我认为）也是小农场主。还在儿童时代，父亲就因天资聪慧，引起了苏格兰财政部的一位贵族——费特凯恩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注意，因此得到简·斯图尔特夫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的妻子）和其他几位夫人成立的基金资助而被送往爱丁堡大学深造，该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为苏格兰教会培养年轻人。
在那里，父亲接受了常规教育，获得了传教士证书，但是从未从事这项职业，因为他深知自己不能相信那个教派或其他任何教派的教义。
有几年，他在苏格兰的各种家庭里做过家庭教师，其中包括特威代尔侯爵家，但是最终定居伦敦，致力于写作。
1819年，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在这之前，除了写作，他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父亲在人生的这段时间里，有两件事不能不让人称奇。不过很遗憾，其中一件其实很平常，另一件又极不寻常。
一件是，他当时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只靠向期刊投稿这种不稳定的方式，还能够娶妻生子，组建了大家庭；这种行为无论从理智，还是从责任上来讲，与他的观点，至少与他后半生努力坚持的观点完全相反。
另一件是，他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异常充沛的精力，从一开始写作他就面临很多不利条件，结婚也给他带来了不利因素。
这么多年，他靠写作，即便只养活了自己和家庭，能从不欠债，又从没陷入经济困难，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他还坚持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让当时所有权贵和普通英国富人都产生空前绝后的厌恶之情；而且，父亲这个人，不仅任何因素都不能让他写出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东西，而且总是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信念融入所有作品当中。可以说，他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从不敷衍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其他的工作，他都倾注全力，以求做到尽善尽美。
尽管身肩重负，他还是策划、启动并完成了《英属印度史》的编纂。这花了他十年时间，比其他作者（甚至是专职作家）编纂同等规模且需要相当的阅读量和研究量的史书所花的时间都短。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教导孩子。就拿我来说，他所付出的精力、关爱和坚持不懈非比寻常，他按照他自己的构想，努力给孩子最高层次的智力教育。
一个自己做事时恪守决不浪费时间这一原则的人，在教育学生时，很可能也会如此。
我记不清自己开始学习希腊语的时间了，听人说是三岁。
对这件事，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背诵父亲写在卡片上的普通希腊语单词表，后面附有英语意思。
学语法是几年后的事情，我只学了名词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但是学完单词之后，立刻就开始学习翻译了。我只能模糊地记得读过《伊索寓言》，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希腊语书籍。
第二本书是《远征记》，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稍微深刻一点。
直到八岁，我才开始学拉丁语。
那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很多希腊散文家的作品，其中，我记得自己读了希罗多德的全都作品，还有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读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写的一些哲学家生平；还读了卢奇安的一部分作品，以及伊索克拉底的《全希腊盛会献词》和《泛雅典娜节献词》的一部分。
1813年，我还读了柏拉图对话录（按普通排列顺序）的前六卷，从《尤息弗罗》到《泰阿泰德》。我认为，《泰阿泰德》在此可以省略，因为我不可能看得懂。
但是父亲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求我尽最大努力做力所能及之事，还极力要求我做力所不能及之事。我学希腊语的所有功课，都是在他写作时跟他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张桌子上完成的。
从这件事或许可以看出来，他为了教导我是乐于承担责任的。那时，没有希腊语英语词典，而我还没开始学拉丁语，根本无法查阅希腊语拉丁语词典，所以每次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就不得不向父亲讨教。
父亲是个急脾气的人，但他甘愿忍受这种持续的干扰，而且还在这种干扰下写了好几卷《英属印度史》，还有那几年必须要写的所有其他文章。
在这段童年时光里，除了希腊语之外，唯一的一门课程就是算术，也是父亲教我的。算术是晚上的课程，我还清楚地记得学得多么不开心。
但是上课只是我每天所受教育的一部分。
另外大部分是我自己阅读，以及父亲对我的口头教导，后者大多是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进行的。
1810年到1813年年底，我们住在纽因顿格林，当时，那里的环境基本和农村一样。
父亲的身体状况需要坚持锻炼，所以他有早饭前散步的习惯，一般就在通往霍恩西的芊芊小路上。
散步时，我总是陪着他，我对绿地和野花的最初记忆中夹杂着每天向父亲作头一天阅读内容的汇报。
我记得汇报是我自愿做的功课，而非出于被迫。
我一边读书，一边在纸片上记笔记，早上散步的时候，就按笔记上的内容给父亲讲故事，这是因为我读的大部分是历史书。以这种方式我读了很多书：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和吉本的作品。但是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最喜欢读的是沃森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
书中描述的马耳他骑士英勇抵抗土耳其人，荷兰反叛省份抵制西班牙，都激起了我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仅次于沃森，我最喜欢的历史著作是胡克的《罗马史》。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系统的希腊历史，只读过学校课本上的节选，以及罗林编的《古代史》的翻译本中从马其顿国王腓力开始的最后两三卷。
但是，兰霍恩翻译的普卢塔克的作品，我读得津津有味。
在英国历史方面，休谟停笔以后的历史中，我记得读过柏内特的《当代史》，尽管我只喜欢里面的战争和战役部分。还读过《年度纪事》里从一开始到1788年的历史部分，这部分是父亲为我从边沁先生那里借来的书中所没有的。
我对陷入困境的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和科西嘉爱国者保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由于还是一个孩子，我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上（直到被父亲纠正过来），因为那被叫做英国立场。
我和父亲经常一起讨论我阅读的书籍，他一有机会就给我讲解一些概念，如文明、政府、道德和智力培养，然后让我用自己的话复述给他听。
他还让我读了很多我自己不感兴趣的书，然后向他口头复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中有米勒的《英国政府历史观》，此书在当时备受赞誉，父亲也对其倍加推崇。莫斯海姆的《基督教教会史》，麦克里的《约翰.诺克斯传》，甚至还有休厄尔和拉提的《贵格会教徒史》。
他喜欢让我看那些主角在艰难的环境下展现出能力和智慧、顽强战胜困难的书籍。在这些书当中，我还记得比弗的《非洲大事记》和柯林斯对新南威尔士第一批移民的描述。
有两本书我百读不厌，一本是安森的《航海记》，大多数年轻人都喜欢读，另一本是《环球航海集》（我认为是霍克斯沃思编写的），有四卷，从德雷克开始，到库克和布干维尔结束。
我几乎没有玩具和儿童读物，只是偶尔有亲戚或熟人送给我这样的礼物，其中《鲁滨孙漂流记》是最好的，我整个童年时代都很喜欢。
父亲并不是完全不让我读消遣的书籍，但也只是偶尔允许。
这种书他当时几乎没有，但是给我借了好几本，我记得有《一千零一夜》、卡佐特的《阿拉伯故事集》、《唐吉诃德》和埃奇沃思女士的《通俗故事集》，以及当时有些名声的布鲁克的《上流社会的傻子》。
八岁时，我和我的一个妹妹一起开始学习拉丁语，我一边学，一边教她，然后她再向父亲汇报课程。从那时起，其他兄弟姐妹都陆续加入，成了我的学生，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这种预备教学。
其实我很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是我要对学生们的功课负责，几乎跟对待我自己的功课完全一样。但是，从这种锻练中我受益匪浅，对于教的内容，我能够学得更全面，记得更牢固。教学的时候向别人解释难点，这种训练可能即使在那么小的年龄也是很有用的。
就其他方面讲，我童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利于小孩子们互相教学的安排。
我敢肯定，当时的教学效率非常低，我也很清楚，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对彼此来说也不是很好的道德约束。
我就是这样学完了拉丁语语法，还有科尼利厄斯·内波斯的作品和恺撒的《回忆录》的一大部分，但是后来，除了督导这些课程之外，我自己还学习了更多的课程。
开始学习拉丁语的同一年，我第一次开始读希腊诗人的作品，先读了《伊利亚特》。在这上面有了一些进展之后，父亲把蒲柏的译作交到我手中。
这本译作是我愿意读的第一本英语诗著作，而且成为多年来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书之一。我想，我肯定从头到尾读过二三十遍。
它是非常优秀的叙事和韵律的典范，我想，要不是我发现并非所有男孩子都特别喜欢它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值得一提了，尽管从理论和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少年时代喜欢它看似非常自然。
在这之后不久，仍然在父亲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几何，又过了一阵子，开始学代数。
我记得，从八岁到十二岁，我读的拉丁语书籍有维吉尔的《牧歌》以及《埃涅伊特》的前六本，除了《抒情诗》之外贺拉斯的全部作品，费德鲁斯的寓言，李维《罗马史》的前五卷（由于喜欢这个主题，闲着的时候，我自愿读了前十卷的剩余部分），萨卢斯特的全部作品，奥维德《变形记》的大部分，泰伦斯的一些剧本，卢克莱修的两三本书，西塞罗的好几本演说集和关于演讲术的著作，以及他给阿提库斯的信件。父亲不辞劳苦，为我把蒙戈尔特注解中的历史说明从法语翻译过来。
我通读了希腊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一两个剧本（但从中受益很少），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色诺芬的《希腊史》，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和利西阿斯作品的一大部分，忒奥克里托斯、阿那克里翁的全部作品，《文选》的一部分，狄奥尼修斯的一小部分作品，波利比奥斯的好几本书，最后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修辞学》是我读过的关于道德或心理学主题的第一本科学的专著，书中包括很多古代人对人性和人生最到位的观察。父亲让我仔细研读，还让我把里面的内容列成一览表。
这几年，我还全面学习了初级几何和代数，而微分学和高等数学的其他部分则学得远远不够全面。因为父亲把早年掌握的这些知识全都忘了，没有时间再捡起来帮我解答难题，所以，除了书本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而我经常由于无法解决很难的习题，总是招惹父亲不快，但他没有看到，其实我根本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必需的知识储备。
关于自己读的书，我只能说一说还记得的。
我最偏爱的仍然是历史，尤其是古代史。
我不厌其烦地读米特福德的《希腊史》。父亲提醒我警惕作者保守派的偏见，以及他为了美化暴君、诋毁民主制度而颠倒的事实。
他用希腊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例子向我讲述这些观点，结果在读米特福德时，我和作者赞同的东西总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能提出反对他的观点；但是，每次读这本书时所带来的新的愉悦，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我以前的最爱胡克和弗格森讲述的罗马历史继续给我带来快乐。
有本书，尽管有人称它风格单调乏味，但我非常喜欢读，那就是《古代通史》。我不厌其烦地读，满脑子都是最不知名的古代人的详细资料，但是现代史，除了一些孤立的章节，如荷兰独立战争外，相对来说，我知道得很少，也不怎么关注。
整个少年时代，我心甘情愿做的而且很上瘾的事情就是我所谓的“写历史”。
我相继创作了一部《罗马史》（是从胡克的《罗马史》中摘选出来的），《古代通史》的节略本，一部《荷兰史》（是从我最喜欢的沃森和一部匿名的汇编中选录出来的）。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在专注地写一些自以为比较严肃的东西。
这不亚于一部罗马政府的历史，编辑的资料源于李维和迪奥尼修斯（还得益于胡克），我写了很多，都可以出八卷本的书了，一直写到颁行李西尼法的时代。
实际上，它记述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当时它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和关注，而这种关注过去仅集中在罗马征战中。
我讨论了出现过的每一个体制上的观点。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尼布尔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按照李维提供的证据，我证明了农业法的正确性，而且尽自己所能地支持了罗马民主党。
几年后，由于蔑视自己孩子气的努力，我把这些文章都毁掉了，那时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对自己初次尝试写作和推理有任何好奇。
但是，父亲鼓励我进行这种有用的娱乐活动，尽管他从来不要求看我写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明智。这样一来，我就不会觉得写作要对谁负责，也没有被一双挑剔的眼睛盯着而害怕的感觉。
尽管写历史的练习从来都不是必修课，但是，有一样写作是必须的，即写诗，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功课之一。
我没有写过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诗，也没学这两种语言的格律。
父亲认为花太多时间做这个不值得，所以只让我给他读出来，订正我不对的地方。
我从未用希腊语写作过，甚至连散文都没写过，只用拉丁语写过一点点。
不是父亲不在乎写作对于全面掌握这些语言的重要性，而是根本没有时间这么做。
他要求我写的是英语诗歌。
第一次读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要写一部类似的著作，而且写了《伊利亚特》的续集那么长的一本书。
我自发的写诗抱负，很可能那时就中止了；但是，最初我自愿写诗的做法，后来因父亲的命令坚持了下去。
父亲总是尽量给我解释他要求我做某件事的原因，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他同样也给出两条原因，都非常符合他的风格。一条是，有些事用诗来表达比用散文更清楚，更有力，他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长处。
另一条是，人们大都给予诗歌比它本身更高的价值，因此，有必要获得写诗的能力。
他一般都让我自己选择主题，我记得大多是给一些神话人物或者寓言抽象物致词，但是他让我把贺拉斯的很多短诗翻译成英语。我还记得他让我读汤姆逊的《冬天》，然后让我自己试着（不看书）就同一主题写些东西。
当然，我写的诗纯粹是些废话，我也从来没有学会任何写诗的技巧，但是这种练习让我后来更容易获得表达能力。
到这时，我读的英语诗歌仍然很少。
父亲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放到我手中，主要是让我读历史剧，然而我却继续读其他的剧本。
父亲一直都不怎么崇拜莎士比亚，他甚至曾严厉地批判这位英国人的偶像。
除了弥尔顿（他最崇拜的人）、哥尔德斯密斯和彭斯的诗歌以及格雷的《游吟诗人》（比起《墓园挽歌》，父亲更喜欢格雷的这首作品），别的英国诗歌父亲都不喜欢，或许还喜欢柯珀和贝蒂。
他对斯宾塞评价也不低，我记得他给我读（不像他一贯让我读给他听的做法）《仙后》的第一本，但是我不怎么喜欢。
他觉得本世纪的诗歌几乎没什么价值，所以成年之前，我对当代诗歌几乎完全不熟悉，但是沃尔特.司各特的浪漫诗歌除外，那是在父亲的推荐下读的，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一贯喜欢活泼的叙事。
德莱顿的诗是我父亲喜欢读的，他让我读了很多，但是除了《亚历山大的盛宴》之外，我一首都不喜欢。我经常用自己的调子，在心里默唱这首诗和沃尔特.司各特的很多抒情诗，我甚至给司各特的一些抒情诗谱了曲子，到现在都还记得。
柯珀的短诗我还比较喜欢读，但是从来没有去读长诗；而他的两卷书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用散文写的三只野兔让我感兴趣。
十三岁时，我偶然读了坎贝尔的诗，其中《洛希尔》《霍恩林登》《埃琳的放逐》和其他一些诗给我的震撼，是以前读诗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至此，我还是轻视长诗，《怀俄明的格特鲁德》除了令人震撼的开篇外，我长久以来一直觉得那是痛苦的极量。
童年的这段时间，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实验科学——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我没做过试验性的实验，也经常遗憾没有这种实验经历，甚至没见过，只是读过。
我从来不记得读任何书像读乔伊斯的《科学对话》那样专注。父亲批评这部书的前面部分对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推理漏洞百出，我非常反对他的观点。
在听到讲座或看到实验之前，有很多年，我贪婪地阅读化学论文，尤其是父亲早先的朋友兼校友汤姆森博士的论文。
大概从十二岁起，我接受的教育进入了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主要的学习对象已经不再是思维辅助和应用方面，而是思维本身。
从学习逻辑开始，在逻辑学里，我一上来就开始学《工具论》，一直读完包括分析学在内的所有内容，但我从后验分析里面收益甚少。后验分析属于推断的一个分支，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理解。
在读《工具论》的同时，父亲让我读了好几篇关于经院逻辑的拉丁语论文，有的全部都读，有的读一部分。每天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让我详细汇报读过的东西，并回答他许多敏锐的问题。
这之后，我以相似的方式，通读了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这本书比经院派逻辑学家的著作在思想层次上高了一大截，父亲对它推崇备至。在我看来，它确实很有价值，但父亲未免有些夸张。
不管要求我学什么，父亲一贯的做法，是让我尽可能地理解并感觉到它们的效用。他觉得，这种做法在学习三段论法逻辑的时候尤其适用，而三段论法的作用受到了很多权威作家的责难。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在巴格肖特赫斯附近散步的时候（我们那时去拜访父亲的老朋友华莱士先生，他当时是皇家陆军军官大学的数学教授），父亲是怎样尝试用问题激发我对这个题目的思考，让我对三段论法逻辑学的效用构成形成一些概念，我无法理解时，他就解释给我听。
当时，这些解释并没有让我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也并非没用，它们成为我的观察和沉思赖以成形的核心。后来我通过自己所注意到的一些具体情况理解了父亲所做的概括性的论述。
我自己的认识和体验，最终让我像他一样高度评价少时真正通晓经院派逻辑学的价值。
我认为，在我接受的教育当中，我所获得的任何思考能力，最应该归功于它。
我比较熟练的早期智力练习，是仔细剖析错误的论点，并找出谬误在什么地方。不管在这种练习中我获得了什么样的能力，都应归功于父亲，是他坚持训练我，让我做这样的智力练习。但是，不可否认经院派逻辑学以及学习它时养成的思维习惯，是这种训练的主要手段之一。
我相信，在现代教育中，经院派逻辑如果运用适当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它一样塑造缜密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会赋予文字和命题精确的意义，而且不受模糊、不精确或不明确术语的影响。
被引以自豪的数学研究，其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在数学步骤中，正确的推理过程不25我的知识之路会产生真正的难题。
数学研究也特别适合哲学学生早期阶段的教育，因为它不以学生通过经验和思考形成自己有价值思想的缓慢过程为条件。他们有可能在自己的思维能力到达一个高级阶段之前，就能解开混乱、自相矛盾的思想中的难题。
这种本领是很多本来可以很有能力的人，因缺乏这种训练而欠缺的。当他们必须反击对手时，只能试图用自己所能驾驭的论据来论证反面结论，而很少尝试去驳斥对手的推理。因此，只要解决问题取决于论证的话，最多只能双方不分胜负，悬而不决。
这段时间，我继续和父亲一起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大都是不仅语言值得学习，思想也值得学习的书。
这其中包括很多演说家尤其是狄摩西尼的著作，他的一些主要演说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并且以练习的方式，写了全面的分析。
我把演说读给父亲听的时候，他的评价对我很有启发。
他不仅使我注意到这些演讲中为雅典制度提供的真知灼见，以及它们经常举例说明的立法和政府的原则，还指出演说家的技巧和艺术——如何把对他有利的一切东西，在他把观众的思维带到最适合接受它们的状态时说出；如何逐渐通过暗示，悄悄地把思想植入观众的脑袋，而这些思想，如果以一种更直接方式表达的话，就会引起观众的反对。
就这些想法中的大部分而言，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理解；但是它们种下了种子，而且在适当的季节生根发芽。
这时，我还读了塔西佗、尤维纳利斯和昆体良的全部著作。
后者由于风格晦涩，而且很多论述由学究气的细节组成，因此很少有人读，难以得到足够的赏识。
他的书相当于一部古人整个教育和文化思想的百科全书；我一生中持有的很多有价值的观点，都清楚地源自他的书，即使是那么年幼的时候读的。
就在这时，我第一次读了柏拉图一些最重要的对话录，尤其是《高尔吉亚篇》《普罗泰哥拉篇》和《共和政体》。
父亲认为柏拉图对自己精神文化的影响比任何作家都要大，他经常向年轻学生推荐的也是他。
这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
以柏拉图式的对话为范例的苏格拉底问答法，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训练方法，用以纠正错误，在智力允许的情况下澄清悟性混乱。这种智力允许的情况是指在通俗的语法及措词的指导下，能够产生大量联想意义的理解。
这种精确、透彻的问答法，让模糊笼统的人要么用明确的术语向自己解释意思，要么干脆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永远用具体的例子检验所有一般性的陈述，对抽象、涵义广的术语进行形式上的限定，这需要确定某个更大的类别，这一类别包括许多术语，通过对相关事物进行一系列精确的区分，标出它的界限和定义，使这些术语细化到想要的程度——所有这一切，作为精确思考的训练，都是极宝贵的。所有这一切，即使在我那么小的年龄，也能抓住我的注意力，成为我思维的一部分。
从那时起，我一直觉得，柏拉图主义者的头衔更应该属于那些从柏拉图研究模式中受益并努力践行它的人，而不是那些仅因为采用某些武断的结论而出名的人，这些结论大多是从柏拉图最难理解的著作中提取的，而从他的思想和作品特征来看，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确定这些是诗歌式的幻想，还是哲学猜想。
在读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时我已经没有语言上的困难了，所以在通读这些作者的作品时，父亲不让我逐句地解释，而是大声读出来，并回答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特别注意朗诵法（在这方面他非常优秀），所以给他朗读是件很痛苦的事。
在他要求我做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这件事是我总也做不好，或者总让他对我发火的。
对于朗读艺术的原则，他思考过很多，尤其是最常被人忽视的那部分，如音调变化，朗诵法的作者称它为韵律（一方面和发音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和措词形成对比），并基于对句子的逻辑分析，将其归纳成准则。
他让我牢牢记住这些准则，我每次违反，都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我甚至在那时就注意到（尽管我没有斗胆跟他谈及此事），虽然我句子读得不好的时候他责备我，并告诉我应该怎么读，但是他从来没有通过自己朗读，来给我展示应该怎样朗读。
他的教育方式以及他的整个思考方式一直有一个缺点，就是过于相信抽象事物在没有具体事例佐证时仍能够被理解，除了这一点，他的教育方式还是很值得钦佩的。
在我青年末期，我自己或者在和同龄伙伴练习朗读与演讲时，我才第一次理解他的准则针对的对象和它们的心理学根据。
那时，我和其他人一直探究这个主题，追本溯源，原本是能够在父亲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创作一篇非常有用的论文的。
但他自己没有把这些原则和准则写下来。
我也很遗憾，由于系统地实践，当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个主题，但我没有把它们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改进，以正式的形式写下来。
从教育的最佳意义上讲，对我的教育大有裨益的一本书是父亲的《英属印度史》，它出版于1818年年初。
之前的一年，这本书正在接受出版社的审查，我经常给他读校样，或者我给他读手抄本，他改校样。
从这本不寻常的书中，我得到了很多新观点，还有它对印度的社会和文明，对英国的制度和政府行为的批评及专题讨论，都给我的思想以刺激、促进和指引。早期通晓这本书，对我后来的进步产生了巨大作用。
尽管和最好的标准读本相比，我现在能觉察到里面的不足，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即使不是人们写过的最具教育性的史书，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个人观点形成过程中，可从中受益良多的一本书。
前言最能体现父亲的著述风格，也包含最丰富的思想内涵，它忠实地反映了父亲创作《英属印度史》一书时的情绪和期待。
这本书饱含当时被认为很偏激的民主激进主义的观点和判断模式；而且，对待英国宪法、英国法律和在英国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所有政党及阶级的态度非常严厉，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他可能期望借出版此书获得名誉，但是肯定没有指望靠它提升生活质量。除了在掌权派中增加敌人外，他也不会认为它还能带来什么。他最不奢望的是得到东印度公司的青睐，因为他绝对敌视该公司的商业特权，对它的政府行为也做了很多严厉的批评。尽管在书中不少地方，他也做了对他们有利的论述，他认为是他们应得的，即与其他政府相比，这个政府总体来说，竭尽所能给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对自己臣民的善意。如果其他任何政府的行为有觉悟完全公之于众的话，它们很可能更经受不起仔细的检查。
然而，1819年春天，《英属印度史》出版后大概一年，得知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希望加强负责开展与印度通信联系的国内机构后，父亲宣布要竞聘这份工作。
感谢那些董事们，父亲被录取了，他被任命为印度通信部的审查员助理。这类职员的职责是起草发往印度的公文，供主要行政部门的董事们参考。
在这个职位上，以及在他后来获得的审查员职位上，父亲的才能、声誉和果断的性格赋予他的影响力，加上真正渴望好好管理印度的上级，使他在起草公文的时候，能够经常把自己对印度问题的观点融入其中（这一点没有削弱公文的效力），并通过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的考验。
在《英属印度史》中，他第一次阐明了印度行政管理的真正原则。他的公文，遵循《英属印度史》，对促进印度的进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并教育印度官员了解自己的职责。
如果选择一部分发表的话，我相信，它们会让人觉得父亲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卓越作家的同时，同样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
尽管他的时间有了新用途，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我的教育的关注。
同一年（1819年），他让我完整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
他爱戴的密友李嘉图，刚刚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开创了伟大的新纪元，但如果没有父亲的迫切要求和坚定鼓励的话，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出版甚至成书。这是因为李嘉图非常谦虚，尽管坚信自己的学说非常正确，却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很好地阐述和表达，所以他不愿意公之于众。
同样的友好鼓励，促使李嘉图一两年后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在那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为自己和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问题上的观点贡献了很多，很不幸，他正当才华横溢之时离开了人世。
尽管李嘉图的伟大作品已经出版，但是具有教诲性的，并以适合初学者方式写的有关其学说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因此，父亲开始用授课的方式教我学习这门科学，在我们散步的时候讲给我听。
他每天阐述这个主题的一部分，第二天，我交给他书面报告，他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直到写得清晰易懂，严谨周密，并且相对比较完整。
我以这种方式学完了这门学科的所有内容。我为了每天向他汇报而写的书面大纲，后来成了他写《政治经济学要义》的笔记。
这之后，我读了李嘉图，每天报告读的内容，并尽我最大努力，讨论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论金钱，是这个主题中最复杂的部分，他让我以同样的方式读李嘉图写于金价论战时期令人钦佩的小册子。这之后，我又读了亚当.斯密的大作，父亲让我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我把李嘉图的卓越观点应用于斯密较肤浅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找出斯密论据的谬误之处，或者结论中的任何错误。
这种指导方式的目的在于培养思想家，是种非常好的指导方式。但是，必须由一个像父亲一样亲近、精力充沛的思想家来进行。
这条路即使对父亲来说也是痛苦的，当然，对我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
父亲经常由于我的失败而发火，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总体来说，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也成功了。
我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的教学方法，比父亲教我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全面，或更适合培养能力。
他通过让我自己找出所有答案，努力调动活跃我的才能，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他之前不给我解释，直到我感觉束手无策时才点拨一二；他不仅根据我当时的理解，给我这两大科目的准确知识，还让我成为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家。
我几乎从一开始就独立思考，偶尔和他的想法不一样，尽管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在小问题上不一样，最后还是以他的观点为最终标准。
后来，我甚至偶尔把他给说服了，在某些小细节上，改变了他的观点。我把这归功于他，而不是我自己。
这个例子直接说明了他的完全公正，以及他的教学法的真正价值。
这时，我严格意义上的功课学习结束了。大概十四岁的时候，我离开英国一年多。回来之后，尽管我的学习仍然在父亲的总体指导下进行，他已经不再是我的老师了。
因此，我在这儿打住，回到前面的回忆中提到的，与我的生活和教育有关的一些泛泛的事情上去。
在我部分回忆到的教育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童年时代，父亲努力给予我属于高等教育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成年之前很少能获得（如果真能获得的话）。
这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了这件事要办到其实很简单，也深刻揭露了学生们要花那么多年宝贵时间，学习一点点拉丁语和希腊语，纯属浪费时间。这种浪费让很多教育改革家有了把这些语言从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的轻率提议。
如果我生来就理解速度极快，或者记忆力精确持久，又或者性格极其积极、充满活力的话，那么这个试验可能不具备决定意义。但是我在这些天分上，低于标准，而非高于标准。我能做到的，任何能力一般、体格健康的男孩或女孩肯定都做得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在诸多有利因素中，最应该归功于父亲给予我的早期训练，毫不夸张地说，与同龄人相比，我的优势在于我起步比他们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我已经提到过这种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训练中获得的任何益处都源自于它。
大多数通过反复练习而获得知识的孩子或年轻人，他们的智能不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被知识湮没了。
他们的脑子里填满了单纯的事实，以及他人的观点和言辞，他们接受了这些东西，让它们取代了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因此，一位杰出父亲的儿子，不遗余力地接受教育，经常长大后却只会鹦鹉学舌，除了回忆学过的东西外，他的大脑别无他用。
然而，我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
父亲决不允许我所学的东西仅仅退化为记忆的练习。
他不仅力求教学过程的每一步我都能理解，有可能的话，还让我的理解提前于教学。
任何需要思考才能获得的东西，他从来都不会告诉我，除非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还没有找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这方面我表现得很差。回想起来，这种事情我基本都是失败，很少成功。
其实，失败经常发生在以我的初学程度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地方。
我记得十三岁时，有一次我碰巧用到“观点”这个词，他问我什么是观点，我没能很好地下定义，他表示出不满。我还记得，我说了一句套话，说有些东西理论上正确，但是实践起来需要改进，他听了很气愤。在我试图定义“理论”徒劳无功后，他向我解释了它的意思，并指出我所用的通俗语言的谬误。这让我完全相信，不能给“理论”正确地下定义，还说它可能与实践不一致，我是多么的无知。
他这么做，似乎很不讲理，或者说就是很不讲理。但是我想，这只是在我失败而惹他生气时才会发生。
如果从来不要求学生做他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他也决不会去做所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年少时即小有成绩的人，大都会有一个毛病，而这经常是致命的，会毁掉人的前途，父亲时刻不忘，谨防它的出现。
这个毛病就是自满。
他非常警惕，不让我听到赞美之词，或者被人引导，拿自己和别人做自得的比较。
从他和我的交流当中，我只会觉得自己非常低微。他给我订立的比较标准，不是看别人做过什么，而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
他非常成功地使我免于受到那些他所担心的事情的影响。
我根本没意识到我的成绩在那个年龄来说，有什么不寻常。
如果我偶尔注意到别的男孩比我懂得少的话——这种情况比想象的要少——我的结论不是我懂得多，而是他，由于某种原因懂得少，或者他的知识类型与我的不同。
我的心态不是谦逊，但也不是自大。
我心里从来没有过“我怎么样”，或“我能怎么样”之类的想法。
我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自己：我根本就不估量自己。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过什么想法的话，就是我在学习上太落后，因为和父亲对我的期望相比，我总是如此。
我这么说非常肯定，可是在我童年时见过我的许多人，对我的印象并非如此。
我后来发现，他们觉得我非常自大，令人不快；很可能是因为我爱争论，不管听到别人说什么，都直接反驳，从不迟疑。
我想，我养成这个坏习惯，是因为经常被鼓励谈论超越我年龄的事情，并且是和成年人讨论，但我从未告诫自己对他们要有基本的尊重。
父亲之所以没有纠正我这种没教养、无礼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总是特别害怕他，在他面前只会极其克制，安静。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没有任何优越感，这对我来说也是有益的。
十四岁时，在即将离开父亲的家很长一段时间的前夕，我记得就在海德公园的那个地方，父亲告诉我说，在开始认识新的人的时候，我应该知道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是和我一样大的年轻人通常不知道的。很多人会和我说起这件事，还会因此恭维我。
关于这个话题，他还说了什么，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是，他总结说，不管我比别人多知道些什么，都不能归功于我自己，而要归功于我的运气好，有非常难得的优势，那就是有个能教导我，并且乐意花费必要的心思和时间的父亲。如果我比没有类似优势的人懂得多的话，并不值得赞美，比他们懂得少，才是最大的耻辱。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是父亲第一次暗示我，说我比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懂得多，与他告诉我的其他事情一样，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并没有把它视为个人问题。我不会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就要赞美自己。
我也从没有自夸，说自己的成就，不管是什么，有一点点归功于我自己。但是，现在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父亲关于我的独特优势的说法，完全是事实，在这件事上也符合常理，它使我的看法和感觉从那时起始终如一。
在父亲教育计划的众多目标中，如果不是他小心翼翼地阻止我和其他男孩子过多接触的话，这个目标很显然不会实现。
父亲不仅小心地让我避开常见的、男孩子间互相施加的坏影响，还急切地决心要让我避开粗俗的思考方式和感情的恶劣影响。为此，他情愿让我付出代价，即所有国家的男学生都具备的主要能力上，我却比别人差。
我所受的教育的缺点，主要是不具备男孩子们在接受自谋生路的训练过程中学到的技能和他们在群体活动中所学到的东西。
我虽然不怎么强壮，但是通过戒酒和散步，得以健康成长。然而，我不会做任何技能或是体能的事情，也完全不了解常见的身体锻炼方法。
我并不是拒绝玩耍，或者没有时间玩耍。
尽管父亲不给我假期，以免打破学习的习惯，养成懒惰的习性，但我每天还是有充足的时间自娱自乐。不过，因为我没有男孩玩伴，并且身体活动的动物本能已由散步来满足，所以我的娱乐活动大多都是单独进行的，即使不是手不释卷的话，通常也是安静的，除了能够刺激我为了学习已经开动的大脑外，这种活动不会给我的任何其他活动，甚至是智力活动带来刺激。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擅长做任何需要灵活动作的事情，后来好了一点，但是可以说一直以来都不怎么擅长。我的大脑以及双手，用来做具体的事情时，或者应该用到它们时，经常很没有效率，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事情是生活中的主要情趣，也是他们所拥有的心智能力得以展现的主要方式。
我经常由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疏忽，不留心观察，经常因漫不经心而被训斥。
在这些细节上，父亲和我完全相反：他的感官和头脑总是十分警觉，他做出的与他性格相符的决定和他所具有的活力体现在他的行事风格和生活中的每个举动中。这差不多和他的才干一样，总是给那些和他交往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充满活力的父母的孩子，往往长大后很懒散，因为他们依赖父母，而父母也为他们积极打算。
父亲给我的教育，本质上更适合于训练我思考的能力而非动手的能力。
他并非不知道我的缺点，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严厉地警告我这些问题，让我很痛苦。
他绝不是不在乎或者能容忍这样的缺点，但是，尽管他使我免受学校生活的不利影响，他并没有尽力为我提供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学校的实践作用。
很可能对那些他自己没有费力气，或没经过特殊训练就获得的素质，不管是什么样的，他似乎都认为我也应该同样轻易就能获得。
我想，在这点上，他没有像教育的其他方面那样给予同等的思考和关注。他似乎只期待成果，而不考虑起因。
第二章 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父亲的性格和观点
和任何人一样，在我的教育中，精神影响比其他影响重要得多，也是最复杂、最难以用任何方法全面说明的。
去详细说明塑造我年少时性格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的，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将只列举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在任何关于我的教育的真实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从一开始接受的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教育——按照大家对宗教信仰的普遍理解来说。
我父亲受教于苏格兰长老会的教义，但他很早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反思，不仅抛弃了对《启示录》的信仰，还反对通常所谓的自然宗教的基本原则。
我听他说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转折点，是读了巴特勒的《宗教类推》。
谈起这部著作的时候，他总是充满敬意，说此书曾让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信基督教的神圣权威。这部书向他证明，不管要相信《旧约》和《新约》是源自一个极其英明善良的人，或者是他行为的记录有多少困难，更具挑战意义的还在于要相信有这种性格的人是宇宙的造物主。
他认为巴特勒的论证确凿，足以驳倒这本书针对的唯一对手。
那些承认上帝万能、公正、善良，承认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的人们，不能说反对基督教的话。如果说了，那么这些话可以带着至少同样的说服力，用来反驳他们自己。
因此，他找不出自然神论中的缺陷，这让他一直很困惑。毫无疑问，经过多次挣扎后，他让步了，深信关于万物的起源这个问题，一切都不可知。
这是对他的观点唯一正确的表述，因为他认为武断的无神论很荒诞，就像那些被称作无神论者的人，大部分人做的事情也很荒诞。
这些细节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了父亲反对所有这些所谓的宗教信仰，并不像很多人可能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因为逻辑和证据的问题，他反对的根据是道德上的，要高于智力层面。
他觉得无法相信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兼有无穷力量、完美善良和正义的造物主的作品。
人们试图蒙蔽自己以接受这种明显的矛盾，但他的智慧让他唾弃这种微妙的努力。
然而他不会同样谴责塞伯伊人或摩尼教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善恶互相争夺对宇宙的支配。我听他说过，他很吃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重振善恶原则。
他会认为善恶原则只是个假设，但他不会把它归为让人堕落的力量。
事实上，他对宗教（按照这个词的通常含义）的反感，和卢克莱修一样：他对宗教的厌恶不是因为它不过是一种精神欺骗，而是因为宗教是一种强大的道德罪恶。
他认为宗教是道德的最大敌人：首先，通过构建虚伪的美德——宗教的教义、虔诚的情感和宗教仪式，这些都与人类的美德没有关系——让它们取代真正的美德，为人接受；但最重要的，是通过从根本上损害道德的标准，让这个标准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得到了所有慷慨的奉承话。但是，冷静看待事实的话，这个人又被刻画得极其可恨。
我听他说过一百次，说所有时代、所有国家都把他们的上帝描绘得很邪恶，而且总是越来越邪恶。人类不停地给邪恶添加一个又一个的特征，直到符合他们的大脑对邪恶最完美的设想，并把这称为上帝，拜倒在它面前。
他认为，这种登峰造极的邪恶，体现在通常呈现于人类面前的基督教教义里。
（他经常说）设想一下一个会创造地狱的人——由于他拥有着绝对的先知，因此在创造人类时他就带着这种目的，即绝大多数要经受可怕、恒久的折磨。
我相信，这种可怕的膜拜对象的观念，很快将不再和基督教划上等号。有任何道德善恶意识的人，也会像我父亲一样，带着同样的义愤看待它。
父亲也和所有人一样清楚，不论是从人们原先预想的方式还是程度上来说，基督徒总体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教义似乎固有的腐化道德的影响。
思想懒散，理智屈从于恐惧、愿望和情感的支配，让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也让他们无从理解这个理论的逻辑结论。
这就是人类的能力，能够同时相信自相矛盾的事物，很少有人从他们当作真理接受的东西中得出推论，而只是汲取自己的感觉喜欢的东西。因此，大众坚信存在万能的地狱创造者，然而又把那个人看成是他们能够设想出来的完美仁慈的化身。
他们想象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魔鬼，他们崇拜的并不是这个魔鬼，而是他们自己对于美德的理想。
不幸的是，这样的信仰，使得这种理想很可怜，很卑下，它顽固地抵制所有希望提升这种理想的想法。
任何会让他们的头脑对美德产生明确概念以及更高标准的一连串的观点，信徒们都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觉得（即使在他们没有看清楚的时候）这样一个标准会和造物主的很多安排相冲突，和他们习惯接受的基督教的很多教义相冲突。
因此，道德一直都是一种盲目的传统，没有一贯的原则，也没有一贯的感情去引导它。
如果允许我获得和父亲相反的宗教信念和感情的话，那就会与他的责任观完全矛盾。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让我深深记住，对于世界产生的方式这个问题，人们还一无所知。“谁创造了我？”这个问题无法解答，因为我们没有回答它所需的经验或真实的信息。任何答案只会让困难更进一步，因为下一个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谁创造了上帝？”
同时，他确保我应该熟悉人类对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做过的思考。
我曾提到过，在我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读教会史，他教我对宗教改革产生最强烈的兴趣，认同它是与传教士专制作斗争，是争取思想自由的决定性的伟大战斗。
我因此成为这个国家中并非抛却了宗教信仰，而是从来就没有过宗教信仰的人之一。我成长于一个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的环境中。
我看待现代宗教和古代宗教的方式完全一样，认为它们与我完全无关。
对我来说，英国人信仰我不信的东西，就像我读希罗多德的书，看到里面的人和我的信仰不同一样，不足为奇。
读历史让我熟知人类中间存在多种观点的事实，这只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延伸。
然而，我早年教育中的这一点也附带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值得注意。
父亲认为，教给我与世人相反的观点有必要谨慎，不向世人公开这个观点。
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教我不告诉别人自己的思想，是有一些道德上的不利的。虽然我和陌生人的交往有限，尤其是与那些有可能和我谈论宗教的人，这使我不会置身于要么说实话，要么虚伪的选择之中。
我记得，童年时我有两次处在这种选择中，这两次我都宣布了自己的怀疑，并为之辩护。
我的对手是一些比我大很多的男孩子，我的言辞显然使得其中一个当时很慌乱，但是我们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另一个感到很吃惊，甚至有些震惊，他努力劝说了我一阵子，让我相信他，但是没用。
讨论自由现在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和我童年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它大大改变了讨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道德性。我认为，现在很少有具备和我父亲一样的智力和公德心，以强烈的道德信念坚持不受欢迎的宗教观点或其他伟大思想的人，不会把他们的这些想法公诸于世，或者反复劝导他人不要这样做。除非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少，那就是坦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么会有失去谋生手段的危险，要么会被特别适合个人能力发挥的有益的领域排除在外。
尤其在宗教问题上，我认为所有知识上过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目前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害的人，都有义务表达自己的异议，而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至少那些有地位或有名誉，能让自己的观点有机会被人注意到的人，都有义务这么做。
这样的声明会立刻结束，并永远结束那种庸俗的偏见，即认为无信仰（非常不恰当的叫法）与头脑或者心灵中的什么坏品质有关。
如果世人知道最为世界增光添彩的人当中——即那些哪怕用通俗标准评价他们的智慧和美德，也是最卓越的人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彻底的宗教怀疑论者的话，会非常的震惊，他们中很多人克制自己不作声明，绝不是基于个人的考虑，而是本着在我目前看来十分错误的一种负责任的忧思，唯恐说出来会削弱现有的信仰，进而（像他们所认为的）削弱现有的约束，这样一来反而有害无益。
（所谓的）异教徒和信徒都有很多种，几乎涵盖了众多道德类型中的每一种。
但是，任何真正有机会了解这其中最优秀者的人（信徒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些人比那些把头衔硬加到自己头上，而把别人排除在外的人，更真诚地信仰宗教，从宗教这个词的最佳意义上来讲是这样。
时代的开明，或者换句话说，曾让人们不见眼前之物——因为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的顽固偏见的削弱，使得人们普遍承认自然神论信仰者可能确实很虔诚。但是，如果宗教代表任何品质中的魅力，而不仅是教条的话，那么对于很多信仰完全达不到自然神论的人，也可以断言他们很虔诚。
尽管他们可能认为，宇宙是设计的作品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尽管他们确实怀疑宇宙中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同时又是至善至美的创世者兼统治者，但是对于完美的存在，他们有一个理想的设想，这个设想构成了所有宗教的主要价值，他们通常称之为是非之心的指引。这种完美的善远比客观的神更接近完美，相信客观的神的人认为他们必须在创世者身上找到绝对的善，可是这个造物主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充满苦难，因为不公正而畸形。
父亲的道德信念与宗教毫无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些希腊哲学家相同。表达信念时体现出来的力量和果断，也是他所有作品的特征。
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读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即使那时，从这部著作和父亲的评论中，我已经对苏格拉底的品格敬佩万分。他在我头脑中是完美杰出的化身：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父亲如何让我铭记《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一课。
在稍后的一段时期里，柏拉图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直以来父亲给我的道德教诲主要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所提倡的：正直、节制（这个词，他用得很广泛）、诚实、坚定、乐于承受痛苦，尤其是辛苦的劳动；关心公共福利；以品质评价人物，以内在的可用性评价事物；一生努力，而非自我放纵、松懈和懒惰。
一有机会他就用简洁的语句，或严肃告诫，或严厉斥责和轻蔑，来表达这些和其他道德规范。
尽管直接的道德教育作用很大，但是间接的作用更大。父亲对我的性格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他为了达成这个直接目标的所言所行，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人生观兼有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犬儒学派（取这个词的古代意义，不是现代意义）的特点。
他的个人品质主要体现了斯多葛学派的特点。
他的道德标准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因为它是实用主义的，以行动产生苦乐的倾向作为检验对错的唯一标准。
但是，他很少相信快乐（这是犬儒学派的成分），单单在这点上，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至少在他的晚年如此。
他并非对快乐毫无感觉，但是他认为，与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很少有快乐是值得争取的，至少在社会的目前状态下是这样。
他认为，生活中更多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对快乐的过高估计。
相应的，希腊哲学家们广义上所指的节制，即不逾越任何嗜好的适度范围，在父亲和这些哲学家们看来，几乎是教育规则的核心要点。
他关于这种美德的谆谆教诲，占据了我童年记忆的很大一部分。
他认为，在青春的鲜活和永不知足的好奇心消失之后，人类的生命充其量也就是个可怜的东西。
这个话题他很少提起，尤其是年轻人在场的时候。但是，当他果真提起的时候，会带着一副深信不疑的神态。
他有时会说，如果人生像设想的那样，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和教育，那么人生还值得拥有。但是，即便是在谈这种可能时，他也从没带上半点热情。
他一直都视智力享受高于其他任何享受，从未改变，即使以它们带来的快乐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而不顾其隐含的益处。
他把仁爱的感情产生快乐的等级定得很高。他经常说，除了那些能够重温年轻时快乐的人，他从来不认识其他快乐的老人。
对于所有激昂的情绪，和所有为了赞美它们所说、所写的东西，他都极度藐视，认为它们是愚蠢的行为。
对他来说，“强烈”只是轻蔑之非难的代名词。
他认为，与古人的道德标准相比，给感情施加重压偏离了现代的道德标准。
照这样，他认为感情也不是赞扬和责备的合适对象。
他认为对与错，善与恶，纯属行为的特性——行为包括进行了的行动和疏忽了的行动。没有任何感情不会导致，或者不会经常导致或好或坏的举动：最渴望做对的良心本身，却经常让人犯错。
赞扬和责备的目的应该是阻止错误行为，鼓励正确行为，他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个信条，不让行为人的动机影响到他的赞扬和责备。
如果他认为一种行为是坏的，即使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他同样会严厉地指责，好像行为人有意做坏事一样。
他不会因为宗教法官确实相信烧死异教徒是他们良心上的责任，就接受以此作为减轻他们罪状的申诉。
尽管他不会因为意图坦率而减轻对行为的指责，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对品质的评价。
谁也不像他那样看重意图的认真和正直，也不像他那样，绝不能够看重任何他无法确信是否具有这样品质的人。
但是，他同样不喜欢具备其他缺点的人，只要他认为这些缺点可能同样会让他们做坏事。
比如，他讨厌任何邪恶运动中的狂热分子，觉得他们和那些因一己私利而发动这一运动的人一样可恶，甚至更可恶，因为他觉得前者破坏力更大。
因此，他对很多智力上的错误，或者他认为是这种错误的厌恶，在某种意义上，带有道德感情的特征。
所有这些不过是说，他的见解当中带有感情成分，他这样做的程度曾经很一般，但是现在很不寻常。确实，那些同时拥有丰富感情和见解的人竟然做不到这一点，是很令人费解的。
只有那些不在乎见解的人才会将其与偏狭混为一谈。
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重要，相反的观点非常有害，且深切关心大众福利的人，必然会讨厌把他们认为对的当作错的，把他们认为错的当成对的人，而这些被厌恶的人在理论上成为了一类人。但是他们，我父亲也是，不需要因此忽视对手的良好品质，对个体的评价也不会局限于一个笼统的假定，而要看其品格的全部。
我承认，一个真诚、不比别人少犯错误的人，很容易由于不值得讨厌的见解而讨厌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并没有诋毁这些人，又不纵容别人这样做，那么他就算宽容的。审慎地意识到平等自由地发表各种见解对人类的意义，源自于这种意识的容忍。这才是唯一值得称赞的，才是人类思想最高道德标准所能达到的宽容。
应该承认，拥有上述观点和品质的人，很可能会给所有主要由他塑造的头脑留下深刻的道德印象，他的道德教学，不大可能会犯粗心或放纵的错误。
他与孩子的道德关系中，缺乏的主要因素是亲切。
我不认为他的天性中有这种缺陷。
我相信，他的感情要比平常展示出来的丰富得多，而他情感的能力也比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大很多。
他和大多数英国男人一样，为表露出感情而感到羞愧，但不表露的话，感情也就枯萎了。
如果我们考虑得更深入一些，作为唯一的教师，他处在这样一个需要耐性的位置上，加上他的脾气本来就很急躁，虽然他曾为自己的孩子们做过，并努力地去做了那么多事，而他原本也会非常珍视他们对自己的爱，然而他一定经常感觉到，对他的害怕使得这种感情从源头上就枯竭了，这让我们无法不觉得这样的一位父亲真的很可怜。
后来，与他更年幼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很体贴，很爱他。即使我不能说自己多么爱他的话，但也可以说总是对他很忠心，很孝顺。
至于我自己的教育，我不敢断言，他的严格到底使我成为了失败者还是成功者。
它并未阻止我拥有快乐的童年。
但我也不相信只凭劝说和温言软语，就能促使男孩子们充满活力，并坚持不懈地（后者更为困难）投入到单调乏味、令人厌烦的学习中去。
孩子们有很多事必须要做，很多东西必须要学，为此，严格的训练和让他们知道有可能受到惩罚，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无疑，在现代教育中，尽量把要求年轻人学习的东西变得简单有趣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做法。
但是，如果这个原则发展到只要求他们学习已变得简单有趣的东西的话，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被埋没掉了。
对于严酷、专制的旧教学体系的衰落，我感到很高兴，但它在培养勤奋学习这方面却很成功。而在我看来，新体系正在训练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不合意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敬畏作为教育中的一个因素，是不能省却的；但是我敢肯定，敬畏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它占支配地位，以至于阻断了孩子对他多年来应该无条件信任的老师的爱和信心，或者封住了孩子本性中率直、自发交流的源泉，那就是不幸了，而从教育的任何其他部分中产生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受益，必然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在我人生初期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家里的常客很少，大部分不为世人所知。但由于他们的品格高尚，以及或多或少与他意气相投，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互相投合(因为那时这样的人不如后来常见)，父亲乐于与他们结交，他们的交谈总是让我兴致盎然而又深受启迪。
我总是呆在父亲的书房里，因此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很熟，他面容和蔼，举止亲切，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我开始学政治经济学后，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和他一起散步，以便讨论这个主题。
（大概从1817年或1818年开始）我最常拜访的是休姆先生，他和父亲在苏格兰的同一个地区出生，我倒觉得他是父亲的小学校友或者大学时的朋友，从印度回来后，他们重拾年轻时的友谊，和很多人一样，父亲智力和性格中的活力对他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也是促使他进入议会的部分原因，他在议会里行事所采取的路线方针，使他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获得了值得尊敬的地位。
至于边沁先生，我见得更多，因为他和父亲关系非常亲密。
我不知道父亲第一次来英格兰后多久他们就熟悉了。
但是，父亲是第一个完全理解并大体上采纳边沁关于道德规范、政府和法律之总体观点的英国要人。这是他们之间产生共鸣的天然基础，使父亲成为边沁那段人生中接待的为数不多的访客之一，后来边沁接待的访客多了不少。
当时，边沁先生每年都会有一阵子在巴罗格林豪斯度过，那是戈德斯通几英里外萨里山上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每年夏天都花很长时间陪着父亲在那里作客。
1813年，边沁先生、父亲和我一起远足，游览了牛津、巴思、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
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了很多对我有启发的东西，第一次领略了自然风光，不过是以对“景色”的喜爱这种初级的形式。
同一年冬天，我们搬到离边沁家很近的一所房子里，是父亲从他那里租来的，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广场。
从1814年到1817年，边沁先生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住在萨默塞特郡（或者说在被萨默塞特郡环绕着的德文郡）的福特修道院，我间或有幸在那儿小住。
我想，这次逗留在我的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一次经历。
宽敞、自由的生活环境，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助于提升一个民族的情操。
这个精致、古老的地方有中世纪的建筑、庄严堂皇的礼堂、宽敞高耸的房间，跟鄙陋、狭隘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很不一样，给人一种万物更大、更自由的感觉，加之修道院所处庭院的特征，都给我一种诗意的陶冶。这地方风景赏心悦目，幽静隐蔽，绿树成阴，水声潺潺。
在我接受的教育中，还有一次幸运的经历，就是在巴黎住了一年，这要感谢边沁先生的兄弟，将军塞缪尔.边沁爵士。
在上面提到的游历中，在戈斯波特附近塞缪尔.边沁爵士的家里，我已经见过他和他的家人（他当时是朴次茅斯造船厂的主管），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们在福特修道院逗留的几天里也见过面，之后他们去欧洲大陆居住。
1820年，他们邀请我去法国南部的家里住了六个月，结果，由于他们和蔼可亲，我最终几乎住了一年。
尽管塞缪尔.边沁爵士思考的方式和他杰出的兄弟不一样，但他也有着相当的成就和综合能力，在机械技术上的天分尤为突出。他的妻子，是著名化学家福代斯博士的女儿，她意志坚强，性格果敢，颇有见识，有着和埃奇沃思一样务实、优秀的辨别力。她是这个家的主导人物，这是她应得的，她也非常称职。
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三个女儿，最小的差不多比我大两岁。
我很感激他们给了我多方面的大量指导，而且像父母一样关心我。
1820年5月，我刚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住在波皮南别墅（当时还属于伏尔泰仇敌的一个后裔），在高处俯瞰蒙托邦和图卢兹之间的加龙河平原。
我和他们一起去比利牛斯山脉远足，期间在巴涅尔德比戈尔逗留了一阵子，和他们一起到波城、巴约讷和巴涅尔德吕雄旅行，还攀登了南比戈尔峰。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最壮美的高山景色，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使我平生的品位变得亮丽多彩。
10月份，我们继续从图卢兹出发，沿着卡斯特尔和圣蓬斯美丽的山路去蒙彼利埃，塞缪尔爵士刚在蒙彼利埃附近买下了雷斯汀克里尔的房产，位于圣卢普一座孤山的山脚下。
在法国居住的这段时间，我熟悉了法语，也熟悉了一般的法国文学。我上了很多种体育课，然而，没有一门很精通。在蒙彼利埃，我去听了科学院非常好的冬季讲座，有安格拉达先生讲的化学，有普罗旺萨尔先生讲的动物学，还有18世纪形而上学杰出的代表人物热尔戈纳先生讲的逻辑学，题目是《科学的哲理》。
我还在蒙彼利埃大学的朗泰里克教授的单独指导下，学完了高等数学的课程。
但是在这段时间的教育中，最为有利的条件可能要算呼吸了一整年欧洲大陆生活中自由、宜人的空气了。
尽管我当时还不能估计，甚至不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个优势，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
我对英国生活体验甚少，认识的极少的几个人，也大都是投身公共事业,宽厚、无私的那种人，我在内心深处并不知道英国所谓的社会的粗俗道德风气。虽然没人公开宣称行为的目标当然总是趋于俗气、卑微，但是种种迹象都暗示了人们习惯于认为这理所当然。缺乏高尚的情感，表现为轻蔑地贬低所有高尚情感的展现，人们还拒绝公开承认任何高尚的行为准则（除了少数笃信宗教的人），除非在那些预定的场合，在那种情形下这种宣称被当作服饰和礼节的一部分。
我当时还无法了解或评价这种生存方式与法国人生存方式的不同之处，法国人的错误即使同样真实，也完全不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法国人的情感至少可以说是高尚的，在他们当中，不管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个人生活里，情感都是人们交往的通行货币。尽管情感会随着表白而消散，但是由于人们经常表达情感，在这个国度情感总体上还是保持鲜活的，并且还受到同情心的激励，以至于成了大多数人生活中充满生机活力的一部分，并为所有人接受和理解。
我那时也不能领会这种理解背后的普通文化，它源自于经常运用情感，并如此传播到欧洲大陆好几个国家受教育最少的阶层中，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是不能与之相比的，除了那些责任心非常敏感，因此会经常用智力思考对与错的问题的人。
普通英国人对无私的事情不感兴趣，除了偶然这儿或那儿的某些特别的事情，而对自己确实感兴趣的事情，他们也习惯于不和别人交谈，甚至都不怎么和自己交流，我不知道这些是如何使他们的感情和智力的本领都得不到发展的，或者是发展的方向很单一，很有限，并使他们这些被认为是有灵魂的生命退化成了一种消极的存在。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的。
但即使那时，尽管我没有清楚地对自己说出来，我也已经感觉到两个国家的区别，法国人交往时坦荡亲切，而在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别人（很少有例外或者根本没有）是敌人或讨厌的人一样。
与英国相比，法国人以及法国国家的性格，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地方，确实更易显于表面，在平常的交往中更毫无顾忌地显露出来。但是，只要没有确切的理由对人不友好，法国人的一般习惯是表现出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友好，也期望获得这种感情。
在英国，只有在上等或者中上等阶层教养最好的人那里，才能出现这类的事情。
在我往返巴黎的途中，我都在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塞伊先生的家里逗留一阵子，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两人写信交流，他在战争结束后一两年的一次英国之行中结识了父亲。
他属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那种人——是最优秀的法国共和党人的范例；是从来没有向波拿巴称臣的人之一，尽管拿破仑曾诱惑他这么做；是一个真正诚实、勇敢、开明的人。
他生活很安详，他很勤奋，由于个人和公众的热烈爱戴而感到幸福。
他和自由党的很多首领很熟，住在他家的时候，我见到过很多显要人物。我很愉快地记得在这些人当中，我见过一次圣西门，他当时还不是一门哲学或一种信仰的创始人，仅被认为是个聪明的怪人。
我从自己看到的这个社会里得到的主要成果，就是对大陆自由主义强烈、持久的兴趣。这之后，我一直让自己对大陆自由主义的了解像对英国政治的了解一样与时俱进。当时，大陆自由主义在英国人当中很不常见，对我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让我远离在英国总是很盛行的错误，和仅用英国的标准来评判普遍性问题的做法，这是连我父亲这样一个不受偏见影响的人都避免不了。
我在卡昂，父亲的一个老友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后，于1821年7月回到英国，我的教育又像往常一样继续下去。
第三章 教育的最后阶段 自学的初级阶段
从法国回来后的头一两年，我继续以前的学习，另外加了一些新东西。
我回来的时候，父亲刚好为出版社写完了《政治经济学要义》，他让我在手稿上做一种练习，边沁先生在他自己的所有作品上都这么做，即写他所谓的“旁注”。就是给每段写很短的摘要，让作者能够更容易评判，并改善观点的条理性和阐述的总体特征。
之后不久，父亲就让我读孔狄亚克的《感觉论》，还有他的《过程研究》的逻辑学卷和哲学卷；第一本书（尽管孔狄亚克和父亲的心理学体系表面上看起来类似）是个榜样，同样也是种告诫。
我不记得到底是这一年还是第二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读了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
我很吃惊地意识到，当时在全欧洲显然只有不足为道且毫无希望的少数人接受的民主原则，早在三十年前的法国就已经出现，而且成为这个国家的纲领。
由此可以推断出，对那次伟大的起义，我先前只有很模糊的概念。
我只知道，法国人推翻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独裁专政，杀死了国王和王后，把很多人处斩，其中还有拉瓦锡，但最终陷入波拿巴的专制统治。
从这时起，这个主题很自然地大大占据了我的感情，并且与我年少时期有志于成为一名民主斗士的抱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大革命的年代并不遥远，似乎很容易再次发生。我能够设想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在英国国民大会上扮演吉伦特党员的角色，不管成功与否。
1821年的冬天，在我去法国的时候，父亲刚刚结识的约翰.奥斯丁先生亲切地邀我和他一起读罗马法律。
父亲尽管憎恨英国法律的混乱、愚昧，但也开始考虑让我向律师界发展，总体上来说，比起其他专业，我更有能力从事法律工作。奥斯丁先生汲取了边沁最精华的思想，并添加上很多别人和自己的见解。和他一起读书，不仅在法律学习的入门上很有价值，而且是我整个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和奥斯丁先生一起，我读了海内克丘斯的《法学概要》和《罗马古代制度》以及他对《罗马法典》阐述的一部分，还要加上布莱克斯通的很大一部分著述。
就在这些学习刚开始的时候，父亲让我读《立法论》，学习边沁主要思想，作为对它们的必要补充。杜蒙在这本书中向欧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阐释了边沁的思想。
读这本书开创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纪元，是我思想发展历程的转折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之前的教育，学的就已经是功利主义了。
我一直被教导着去应用“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标准。我甚至熟悉关于功利主义的一次抽象讨论，是父亲未发表的《论政府》对话中的一段，讨论的是柏拉图模式。
然而，边沁书中的前几页，充满了新奇的力量，让我眼前一亮。
像这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边沁评价道德和立法中的一般推理方式的那一章。这种推理是从“自然法则”“正确推理”“是非感”以及“天赋公正”之类的语句中推断出来的，边沁认为它们是伪装的教条主义，以空洞的口号当幌子，把观点强加到别人身上，但这些口号根本没有为这种观点传达理由，反而把观点本身当作理由。
我之前从未想到过边沁的原则会结束所有这一切。
我突然感觉到，以前的所有伦理学家都被他取代了，而在这儿，思想上的一个新纪元真正开始了。
边沁把幸福原则应用于道德行为，通过分析各种类型的后果和它们的次序，使这一应用以科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我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时最让我惊讶的是《犯罪分类》，而杜蒙以边沁的原作为基础写的《犯罪分类》（修订本），要比原作要清楚、简洁得多，让人印象深刻。
柏拉图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在我之前的训练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让我对精确分类非常感兴趣。
这种爱好，由于依据自然方法的一些原则学习植物学而得以加强和启迪。我在法国暂住的时候，就满腔热情地开始运用自然方法，尽管只是作为一种消遣。当我发现，在快乐与痛苦的后果这一道德原则的指导下，把科学的分类应用于伟大、复杂的主题——该罚的行为，按照边沁引入这些主题的具体方法贯彻执行时，我觉得被提升到一种能俯瞰广阔的精神领域的高度，还能展望到无法估算的智力成果。
随着探讨继续深入，在这种智力清晰之外，我似乎还看到了最鼓舞人心的人类事务切实进步的前景。
边沁对于构建立法体系的总体思想，我并不十分陌生，因为我认真地读过父亲的文章《法理学》，这是篇极好的概论。但是，我没有多少收获，也几乎完全不感兴趣，无疑因为它太概括，太抽象，也因为它更关注民法的形式而非实质，逻辑而非法律伦理。
但是，边沁的主题是立法，法理学只是其中的形式方面。人的观念和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让它们变成该有的样子，以及现在它们都偏离了多少，在每一页上，他似乎都让这些概念更加清楚和明朗。
当我放下《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已经脱胎换骨了。
边沁所理解和应用的“功利原则”，就和在这三卷书中理解和应用的方式一样，它恰到好处地成为了把我的知识和信念中支离破碎的部分整合起来的基础。
它把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
我现在有了主张；有了信条、学说和哲学体系；有了宗教，取宗教一词的最佳意义；有了可向他人灌输并传播的东西，由此可订立人生主要的外在目标。
而且，在我面前有了一个宏大的设想，就是用那个学说改变人类的境遇。
在我看来，《立法论》的结尾，描绘了人类生活最感人的画卷，用论文中建议的那些观点和法律就能创造出这样的生活。
它对切实可行的进步的预期是谨慎、适度的，轻视并反对很多将来有一天对人类来说会很自然的事情，觉得那是由茫然的热情产生的幻想，但对那些曾认为它们异想天开的人来说，不公正可能会在他们身上发生。
但是，在我的思想状态中，这种高于幻想的想象，通过加深精神力量的影响，强化了边沁的学说对我产生的影响。
他向我展现的改良的前景，宏大而壮美，足以点燃我的人生，明确我的抱负。
这之后，我时不时地读边沁其他问世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些，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是杜蒙编辑的。
这是我的个人阅读，另外，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的学习进入到分析心理学的更高分支。
我现在读了洛克的《随笔》，并写了报告，包括每一章的完整摘要，加上我想到的评论。父亲读了报告后，或者（我认为）我读给他听了之后，就从头到尾讨论一遍。
我以同样的方式读了爱尔维修《论精神》，这本书是我自选的。
在父亲的督导之下准备这些摘要对我特别有用，因为在思考和表达心理学学说时，不管是视其为真理还是仅认为是别人的观点，都必须精确。
读完爱尔维修之后，父亲让我攻读哈特利的《对人的观察》，他认为这是精神心理学领域真正的大师级作品。这本书，尽管不像《立法论》那样给我的生活增添新的色彩，但是它的主题，也给我留下了类似的深刻印象。
哈特利运用联系法解释更为复杂的精神现象，虽然在很多地方都不全面，但作为真正的分析，马上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通过对比感觉到，孔狄亚克仅仅拘泥于文字归纳的不足，甚至洛克在阐释心理学时有益的探索和感想也有不足。
就在这时，父亲开始着手写《精神分析》，用的是哈特利的精神现象阐述模式，但更全面，更深刻。
他只能在每年一个月或者六个星期的假期里，完全闲着的时候，才能集中必需的精力做这项工作。他是1822年夏天开始写的，那是他第一次在多金度假。从那时起到他去世，除了有两年之外，只要职责允许，他每年都在那个地方住上半年。
连续好几个假期，他都用来写《精神分析》，直到1829年发表。随着他的进展，他允许我逐步地读该书的手稿。
精神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主要英语作家的作品，我只读了我喜欢的，尤其是贝克莱、休谟的《随笔》、里德、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以及布朗的《因果论》。
两三年后我才读布朗的《演讲集》，当时连我父亲也没有读过。
这一年间，我读了一些对我的发展有实质性作用的著作，这当中我应该提到一本书，名为《自然宗教对人类现世幸福影响的分析》（以边沁的一些手稿为基础写的，用菲利浦.比彻姆的笔名出版）。
这本书不是检验最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真伪，而是检验它是否有用，以及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启示录》的特性。这本书中所有和宗教有关的讨论，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在这个时代，对任何宗教教义的真正信仰都是无益的，靠不住的。但是认为宗教对实现道德和社会目标是必要的几乎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观点。那些拒绝神的启示的人，一般都寻求乐观的自然神论作庇护，即崇拜大自然的秩序和天道，这至少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一样充满矛盾，并堕落成道德情感，只是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然而，怀疑这种形式信仰有用的人，只写了很少称得上带有任何哲学性质的作品。
以菲利普.比彻姆的名义写的书，就以此为特定目标。
父亲看过手稿后，把它交给我，我在页边缘上作了分析，就像读《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时候一样。
这本书分析很透彻，是继《立法论》之后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书籍之一。
很多年后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它功利主义思考模式的一些缺点和优点，我现在觉得，它也有很多缺乏说服力的论证，但是也有很多合理的论证和好材料，可以用来对这个主题进行更全面的哲理性和总结性的处理。
至此，对我早期的智力发展有任何重要影响的书籍，我相信已经都提到了。
从这时起，与读书相比，我开始主要通过写作来继续进行智力培养。
1822年夏天，我写了第一篇议论文。
我已经不怎么记得这篇文章了，只记得它是抨击我理解的贵族化偏见，即认为富人在道德素质上高于穷人，或者很可能高于穷人。
我所写的完全是在论证，没有任何慷慨陈词，这种主题其实是允许激辩的，而且年轻作者可能也会被建议这么做。
然而，我在这方面一直不擅长。
朴素的论证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或者说乐意尝试的。然而，我很容易被动地受到在理性的基础上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管是诗歌还是演说。
直到我写完之后，父亲才知道有这篇文章，他非常满意，而且，我还从别人那里听说，他甚至非常高兴。但是，可能他希望我提高其他智力能力，而不仅仅是逻辑能力，所以，建议我接下来练习写一篇演说类的文章。对于这个建议，我利用自己熟悉希腊历史和思想以及雅典演说家这个优势，写了两篇演说，一篇是谴责伯里克利，另一篇是为他辩护，假设他由于没有出兵攻打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人而遭到了指责。
这之后，我继续写一些主题经常大大超出我能力的论文，但是，不管是从练习本身，还是从由此而与父亲进行的讨论中，我都收获颇多。
此时，我也已经开始与接触到的博学者讨论一般性的问题，这种接触的机会也自然变得更频繁起来。
从父亲的两个朋友，格罗特先生和约翰.奥斯丁先生那里，我收获最多，与他们的交往也最多。
他们和我父亲都认识不久，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由认识变为熟识了。
格罗特先生是李嘉图先生介绍给父亲认识的，我想是在1819年（那时他差不多25岁），他一心寻求与父亲交往。
尽管他已经是个非常博学的人了，但在父亲面前，对于人类观点这样重大的主题，他仍是个初学者；但是，他能很快地抓住父亲思想的精华。在政治观点方面，早在1820年，他就因为答复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的著名论文，写了篇为“激进改革”辩护的论文而为人所知，这篇论文最近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
格罗特先生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我认为是个十足的保守派，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所以他的自由观点绝非来自家庭的影响。
但是，和大多数将来能够靠继承遗产而富有的人不同，他虽然积极参与银行业务，但还是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投入到了哲学研究中。他和我父亲的熟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思想发展下一阶段的特点。
我经常拜访他，和他探讨政治、道德和哲学话题，除了很宝贵的指导外，与他这样一个智力过人、道德高尚的人意气相投地交流，还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益处。他过人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从那时起，已经通过他的生活和作品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奥斯丁先生比格罗特先生大四五岁，是萨福克郡一个退休磨坊主的长子。在战争中，这位父亲靠承包赚了不少钱，我推断他肯定是个品质出众的人，因为他的儿子能力都不一般，都是优秀的绅士。
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位，因他的法学作品而著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从军，在威廉·本廷克勋爵的麾下，在西西里服过役。
战争结束后，他卖了军衔，开始学习法律，父亲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了。
他和格罗特先生不一样，根本不是我父亲的学生，而是通过阅读和思考，获得了很多和我父亲相同的观点，辅之以他性格中坚定的个性。
他这个人才智突出，通过对话最能展现出来。在讨论得很兴奋的时候，他惯于用有力、华美的言辞，坚持非常普通的主题中的某个观点。他的外貌表现出的不仅是强硬，而且还有谨慎和冷静的意志，也夹杂着某种尖酸，部分源于性格，部分源于他的情感和思索的总体特征。
每一个有判断力、非常负责的思想家，在目前的社会和智力状态下，都或多或少感觉到对生活和世界不满，而在他这儿这种不满让他的性格带上相当忧郁的色彩，这对于消极的道德情感压倒积极活力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必须承认，他的风格似乎强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意志力，然而，他的意志力也仅止于其风格。
他非常热心人类的进步，有很强的责任感，还有他留下来的那些作品，足以证明他的能力和成就的水平，但他几乎从没完成任何有重大意义的智力作品。
对于应该做的事情，他的标准如此之高，总觉得自己的表现有缺点，不满足于对情形和意图而言已经足够的详尽阐述，以至于不仅对很多用途普通的工作太过细心却损毁了它们，而且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多余的研究和思考上。因此，当他的任务需要完成的时候，他通常已经积劳成疾了，而工作一半都没有完成。
由于这种心理弱点（在我认识的有成就和有才干的人当中，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加上经常生病（这些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损害身体能力），与他看起来能做到的相比，他一生的成就很小。但是，对于他确实创作出来的东西，最称职的鉴定人也会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和柯尔律治一样，他可以为自己辩护，说通过交谈他不仅为许多人提供了很多指导，还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品质。
他对我的影响非常有益。
那是最佳意义上的道德影响。
他对我的关心很诚挚友善，一个寻常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从像他这种年龄、地位以及看似性格严厉的人那里获得这种关心。
他的言谈和举止中有一种高尚的风格，在当时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即使有人有同样的品质，也不会像在他身上展现出来的那么多。
从与他的交往当中，我收益更多，因为他和我经常拜访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个思想类型的。而且，对于仅由一种思想模式或者一种社会圈子塑造的年轻人几乎必然会有的偏见和狭隘，他从一开始就果断地反对。
当时以及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见到他的弟弟查尔斯.奥斯丁，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尽管类型很不相同。
他比我只大几岁，那时刚大学毕业。在大学里，他光芒四射，是位有识之士、才华横溢的演讲家和谈话专家。
他对剑桥同辈们产生的影响堪称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风潮，尤其是它的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形式，可以部分追溯到此。从这时起到1830年，这种风潮在一部分上层社会思想较活跃的年轻人中展现出来。
联合辩论协会当时正处于名声鼎盛时期，在这个活动场所里，当时被认为很极端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每星期都会被拿来和对手面对面地辩论，而观众里有剑桥的年轻精英。虽然很多后来或多或少有些名望的人（其中，麦考利勋爵是最著名的），是在这些辩论中首次摘得演说的桂冠，但这些高智商的辩论者中，真正有影响力的还是查尔斯.奥斯丁。
离开大学后，他的谈话技巧和个人魅力使得他仍然是大学里与他熟识那一阶层年轻人的领袖。他让我和别人一起，加入了他的行列。
通过他，我结识了麦考利、海德、查尔斯.维利尔斯，斯特拉特(现在是贝尔珀勋爵)和罗米利（现在是罗米利勋爵，上诉院保管案卷的法官），还有很多后来因文学或政治而出名的人。我听到他们讨论很多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对这些话题还不熟悉。
查尔斯.奥斯丁对我的影响跟我迄今为止提到的其他人不一样，不是成年人对小孩子的影响，而是年龄稍长的同代人的影响。
通过他，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老师的小学生，而是成人中的一员。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高智商的平辈人，我们是平等的，虽然在这平等的基础上我比他逊色很多。
他会给任何与他接触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即使他们的观点与他完全相反。
他给人的印象是有无穷的力量和才干，结合他显而易见的意志和性格的力量，似乎能主宰世界。
那些熟悉他的人，不管对他是否友好，都预料他会在公众生活中发挥显著作用。
很少有人能通过演说产生这么大的直接影响，除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精心准备了而且用了功的。
他喜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让人震惊。
他知道，果断是效果的最大因素，他表达观点时，尽力把所有果断融入其中。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他的观点因为大胆创新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时候。
他和哥哥很不一样，他哥哥坚决反对过于狭隘地解释和应用两人都公开承认的原则，恰恰相反，他以功利主义学说所能承受的最惊人的方式阐述这一学说，夸大学说中任何倾向于冒犯人们原有情感的东西。
他充满活力地为这一切辩护，以令人愉快又有说服力的态度应付局面，因此他经常成为胜者，或者分享胜者的荣誉。
我坚信，流行的边沁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的原则和看法中的很多观念，都源于查尔斯.奥斯丁提出的看似矛盾而实际可能正确的说法。
然而，必须承认，改变了信仰的年轻人步履蹒跚地仿效他的做法，夸大功利主义教条和准则中所有大家都认为有冒犯性的东西，曾有一段时间这成为了一个小圈子年轻人的标志。
那些有些天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孩子气的虚荣心；而没有天分的人，逐渐厌倦了与别人唱反调，放弃了他们坚持过一段时间的非主流观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部分。
1822年冬天，我制定了建立一个小型学会的计划。这个学会由认同基本原则的年轻人组成，即认可效用为他们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的标准，认可我所接受的哲学从效用中得出的一些主要推论。我们两星期进行一次活动，读文章，并讨论与由此达成的前提一致的问题。
如果不是一个细节，我打算给学会起名叫功利主义者学会这件事就根本不值一提。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功利主义者这个名称，这个词就从这种不起眼的渠道进入了英语。
它不是我发明的，我是从高尔特的一部小说《教区年鉴》中看到的，这本书假托一名苏格兰牧师的自传。在小说中，他警告自己教区的居民不要放弃福音，而要变成功利主义者。
出于男孩子对名字和标语的喜好，我采纳了这个词，有几年，用它作为一个派别的称号来称呼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偶尔，持有这个词本来所指含义的一些人也会用它。
随着那些观点吸引了更多注意力，这一术语被陌生人和反对者不断重复，就在倡导者放弃它和其他一些派系特征时，这个词反而应用得相当普遍了。
这个所谓的学会最初仅有三名成员，其中一个是边沁先生的文书，为我们获得许可在边沁家里开会。
我想人数从来没达到十个。
学会于1826年解散，因此，它存在了大约三年半。
对我来说，除了练习口头讨论这个好处之外，它对我的主要作用是让我接触到好几个当时水平不如我的年轻人，由于他们承认相同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我有一段时间算是个领导者，对他们的智力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
任何我所遇见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只要观点与学会不冲突，我都会尽力争取让他加入学会；还有一些人，要不是加入了学会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
那些变成我亲密朋友的会员——没有一个是任何意义上的信徒，而全都是基于各自知识基础而进行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包括威廉.艾顿.图克，他是一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的儿子，是位道德上和智力上都有非凡优点的年轻人，可惜英年早逝。他的朋友威廉.埃利斯，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现在由于为教育进步做使徒般的努力而出名，受人尊敬；乔治.格雷厄姆，后来成了破产法庭的官方代理人，是位在几乎所有抽象主题上都有创意、有能力的思想家；还有一位（从1824年或1825年，他最初到英国学习法律开始），他在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比上述所有人都要多，他就是约翰·阿瑟·罗巴克。
1823年5月，父亲为我在东印度公司印度通信检察署谋了一个职位，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接下来三十五年的职业生涯和地位都因此确定了。
我以通常程序被录用，排在职员名单的最后面，升职要靠资历，至少在起初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要准备做起草公务急报的工作，这样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以便接替当时这个办事处更重要部门的职员。
有一段时间，我的草稿当然需要我的直接上司进行很多修正，但是，我很快就熟悉了业务。由于父亲的指导，加上自己能力的总体提升，没过几年，我就能胜任土邦某个主要部门里面与英属印度通信的总指挥的工作了，而且实际上就在做这个工作。
被任命为检查官之前，这一直都是我的正式职务，就在我被任命为检查官两年后，东印度公司作为政治实体被废除，这决定了我必须退休。
对于一个经济上不独立，又渴望把二十四小时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个人智力追求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还有比这个谋生的工作更合适的选择了。
对于一个有能力在文学或思想这些更高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来说，为出版社写稿，不是可取的永久性办法，不仅因为这种谋生手段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如果这个作家有良心，除了自己的观点之外，不会为了别人的观点而写作。还因为，让人能够赚钱谋生的那些作品本身没有生命力，也永远不是作者倾注全力的作品。
一本书，如果注定能造就未来思想家，就必定要花很长时间来写，写完后，通常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被人注意，并得到荣誉，因此无法作为赖以生存的手段。
那些靠写作谋生的人必须依靠做文学苦力，最好写通俗作品。只能从必须花费的时间之外抽出一点时间用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点时间一般比公职容许的闲暇少，然而，却远远更让人头脑倦怠、疲劳。
对我来说，整个一生中，我发现公职实际上是我同时进行其他脑力劳动的调剂。
公职也需要一些智力，足以不让人觉得是讨厌的苦差事，而且，还不会给习惯于抽象思考，或者努力进行细心文学创作者的智力带来任何压力。
然而，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它的缺点，因为任何生活方式都有缺点。
我不在乎失去某些职业有机会获得的财产和荣誉，尤其是律师工作，我已经说过，父亲曾为我考虑过这个职业。
但是，我却无法不在乎被议会和公共生活排除在外，而且被限制在伦敦，会让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更直接的不快。东印度公司的惯例是每年允许的假期不超过一个月，然而，我很想过乡村生活，并且，在法国的逗留让我强烈渴望旅行。
尽管不能毫无顾忌地沉迷于我的这些喜好，但它们也绝没有因为工作而全部被忽略掉。
一年中的大部分星期天，我都是在乡下度过的，在乡间进行长时间散步。即使住在伦敦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这每年一个月的假期中，有几年，我是在父亲乡下的房子里度过的。后来，一部分或整个假期都在旅行，主要是和一个或更多我选好的年轻同伴一起步行。再后来，在较远的旅行或远足中，我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其他朋友一起去的。
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由于离得近是每年假期都可能会去的地方。根据医生建议，我有了两个较长的假期，一次是三个月，另一次六个月，分别去了瑞士、蒂罗尔和意大利。
幸运的是，这两次旅行都是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去的，让我大半生都有陶醉、有益的回忆。
我的公务职位让我有机会通过亲自观察，学习实际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条件，有人猜测，作为我那个时代观点和制度的理论改革家，这对我有很大价值，我愿意承认这一点。
以书面形式办理，在地球另一端生效的公共事务，其本身并非适合提供生活中的很多实用知识。
但是，这个职业让我习惯于看到、听到每一项事业里面的困难，以及消除困难的方法：它们被慎重地表达，讨论，并着眼于执行。它让我有机会觉察到，公共措施和其他政治行为在什么时候不能产生期待的结果，以及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这段工作中，它让我仅仅成为一台机器的一个轮子，而整台机器必须通力合作，这一点对我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思考型的作家，除了自己之外，我本来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请教，在思索中，本来应该碰不到任何把思考应用于实践都会突然出现的障碍。
但是，作为管理政治通信的书记，我发布命令或表达观点时，必须让各种各样的，和我完全不同的人满意，觉得这件事适合实施才行。
因此，我所处的有利位置能够让我通过实践找出方法，让不习惯接受某种想法的人，很容易地接受这个想法。同时，我在实践上熟悉了说服众人的困难，妥协的必要性，和牺牲不重要的以保护重要的处世艺术。
我学会了在我不能获得一切的时候，要尽力得到最好的。如果不能随心所欲，我也不会愤怒或者沮丧。相反，即便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这么做，我也会欢欣鼓舞。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泰然忍受被完全否决。
纵观人生，我发现，这些收获对个人幸福来说，是最重要的，它们也是让任何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干家，利用机会实现最大利益的非常必要的条件。
第四章 青年时代的宣传事业 《威斯敏斯特评论》
办公室工作占据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但是我并没有放松自己的追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力旺盛地坚持着。
大约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为报纸撰稿。
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1822年底在《旅行者》晚报上刊登的两封信。
《旅行者》（后来收购合并了《环球》，成为《环球旅行者》）当时属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托伦斯上校。
凭借能干的编辑沃尔特.库尔森先生（他曾是边沁先生的抄写员，后来成了记者，然后做编辑，接着做承办转让事务的律师，去世时是英国内政部的法律顾问），该报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最重要的机关报之一。
托伦斯上校亲自为自己的报纸写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攻击李嘉图和我父亲的一些观点，在父亲的鼓动下，我试着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库尔森出于对父亲的考虑，以及对我的好意，把它插到了报纸里面。
托伦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也再次反驳。
之后不久，我尝试写更具挑战性的东西。
理查德.卡莱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姐姐，由于发表敌视基督教的文章而招致起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经常拜访的人对此尤为关注。
讨论的自由在当时，不用说宗教上的，即便是政治上的，也和目前至少看起来是被理论上认可接受的界点相距甚远。持有让人讨厌的观点的人为了能自由表达，总是得做好多次辩论的准备。
我用威克利夫的笔名写了五封系列书信，全面阐述了自由发表一切宗教观点的问题，投给了《纪事晨报》。
其中三封在1823年的1月和2月发表，另外两封，由于内容对这个杂志来说太直率，一直没有发表。
但是不久后，我写了一篇同一主题的文章，是关于下议院一次辩论的话题，作为社论刊登了出来。1823年一整年中，我的很多投稿都发表在《纪事晨报》和《旅行者》上，有的是书评，但更多的是书信，评论议会里面说的一些胡话、法律的缺陷以及地方行政官员或法庭做的坏事。
在揭露腐败方面，《纪事晨报》当时做得相当出色。
佩里先生去世后，报纸的编辑和管理职务移交给了约翰.布莱克先生，从发刊以来他就是该报的记者。他博览群书，阅历广泛，诚恳而思想纯朴。他是我父亲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很多观点受到父亲和边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重现这些观点和其他有价值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流利，技巧娴熟。
从这时起，《纪事晨报》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辉格党的机关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功利主义激进分子表达观点的工具。
这主要在于布莱克的文章，得到了方布兰克的协助，后者在《纪事晨报》上面发表的文章和妙语初次展现了一个作家的杰出素质。
法律和司法管理方面的缺陷，是这家报纸主要致力于改善的。
在那以前，除了边沁和我父亲，几乎没有任何人批评过英国公共机构和它们管理中的最大弊端。
英国人几乎普遍相信，英国法律、英国司法以及英国不取报酬的地方行政官员，都是优秀的典型。
我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除了提供主要资料的边沁，这种可鄙迷信的破除便最应归功于作为《纪事晨报》编辑的布莱克了。
他不计报酬地不断向这种迷信开火，暴露法律和法庭的荒谬与缺陷，直至人们感觉到这些为止。
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成为舆论的喉舌，所发表的意见经常比其他报纸提倡的早很多。
布莱克先生经常拜访我父亲，格罗特先生常说，他总能从周一早上的文章中得知布莱克周日是否和我父亲在一起。
布莱克是父亲通过交谈和个人影响使其见解为世人所知的众多渠道中最重要的一个。加之其作品的影响，他成了这个国家的一股力量，这对于平民身份的个人来说，仅仅通过智力和品格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股力量经常在最难以觉察和最不受怀疑的地方，最有效率地发挥作用。
我已经注意到，李嘉图、休谟和格罗特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他激励和说服的结果。
他简直是布鲁厄姆身边为公众谋福利的天才，不管是从教育、法律改革，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他的影响就像难以数计的溪流。
这种影响现在马上要大大扩展了，因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了。
与大家可能会预想的相反，我父亲完全没有参与创立《威斯敏斯特评论》。
很多年前，他和边沁先生就谈论过，予以《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迎头痛击需要一份激进主义的报纸（当时，这两份报纸正处于名声和影响最大的时候），父亲做编辑也在计划之中，但这个想法从未付诸实施。
然而，1823年，边沁先生决定自己出资创立这个评论杂志，让我父亲做编辑，但父亲拒绝了，因为这与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位相冲突。
于是评论杂志就委托给了鲍林先生（现在的约翰爵士），当时他是伦敦的一名商人。
鲍林先生在这之前的两三年，经常拜访边沁先生，他有许多优秀品质，非常仰慕边沁，热情地采纳边沁的大部分观点，尽管不是全部，并与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有着广泛的认识和联系。所有这些都使边沁对他十分欣赏，似乎也让他有资格成为一名有力的代理人，向世界各地传播边沁的名声和学说。
父亲虽没怎么见过鲍林，但是对他的了解足以形成深刻的印象，他与父亲心目中适合管理政治和哲学评论杂志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并且，他认为这项事业前景坏到令他为整件事情惋惜，不仅觉得边沁先生肯定会损失金钱，而且还可能会损害激进主义原则的名誉。
然而，他又不能置边沁先生于不顾，他答应给创刊号写一篇文章。
作为之前讨论的方案里备受喜爱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应该是用来回顾和评论其他评论报纸的。于是父亲的这篇文章就是对《爱丁堡评论》自创刊以来的一个总体批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父亲让我读了每一期的《爱丁堡评论》，或者每一本里面看起来比较重要的文章（这项工作在1823年时不像现在这么艰巨），并让我把我认为他会愿意研究的文章，根据其好坏，给他作注释。
父亲的文章是《威斯敏斯特评论》一面世即引起轰动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不论在构思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是其佳作之一。
他首先分析了期刊文学的总体趋势，指出它不能像书籍一样等待成功到来，而必须立刻成功，要么就永远无法成功，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期刊会针对其受众公开宣称并反复灌输他们已经持有的观点，而不是试图矫正或改进那些观点。
接下来，为了刻画《爱丁堡评论》作为政治喉舌的立场，他用激进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宪法》进行了全面分析。
他进一步指出宪法彻头彻尾的贵族政治特征：几百个家庭就决定了下议院大多数人的任命；把更加独立的一部分人——郡议员——完全等同于大土地所有者；为了方便，这个狭隘的寡头统治国家让不同阶层分享一部分权力；最后提到的是教会和律师业，他把它们称作宪法的两个靠山。
他指出，这种结构的贵族团体的自然趋势是把自己分成两党，一党掌控政府，另一党竭力在公共舆论的帮助下，取代前者，占据支配地位，而贵族的统治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牺牲。
他描绘了在野的贵族党可能会采取的做法，以及他们会持有的政治立场，即为了得到大众支持而卖弄流行的原则。
他展示了这种理念是如何在辉格党及其文化喉舌《爱丁堡评论》的行为中体现的。
父亲描述了他们的主要特征，即他所谓的“跷跷板”现象：轮流写双方每个触及统治阶级权力或利益的问题；有时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写，有时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地方写。父亲还举出了丰富的例子来表明他的立场。
对辉格党和它的政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有力的攻击。在这个国家，也从未有人为了激进主义做出如此强烈的一击。我相信，除了父亲外，也没有任何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
同时，初生的评论杂志和另一个项目——一个纯文学期刊——联合了起来，这个新期刊将由亨利.萨瑟恩先生任编辑，他后来成了外交家，当时专职搞文学创作。
两个编辑同意把他们的队伍联合起来，进行分工，鲍林负责政治部分，萨瑟恩负责文学部分。
萨瑟恩的评论杂志按计划要由朗文出版，这个公司尽管是《爱丁堡评论》的股东之一，但还是乐于做这个新期刊的发行人。
但是，当所有安排都做好了，简介也已经发出去了的时候，朗文的人看到了我父亲对《爱丁堡评论》的攻击，退出了。
这时父亲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他的出版商鲍德温求助，结果成功了。
于是在1824年4月，在父亲的满怀期待中，以及大多数后来协助经营这个评论杂志的人的期待中，创刊号问世了。
那一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惊喜。
文章的平均水平比预期要高很多。
文学和艺术部分主要靠宾厄姆先生，他是个律师（后来是警备司法官），有几年是边沁的常客，是奥斯丁兄弟俩的朋友，以很大的热情采纳了边沁先生的哲学观点。
部分出于巧合，第一期里面宾厄姆的文章竟然有五篇之多，我们非常喜欢这些文章。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复杂感情。我们意外地发现它足以成为那些秉持期刊公开宣扬的观点的人可信赖喉舌时的快乐。还有极度的苦恼，因为大体上来说，连以前我们认为会是瑕疵的地方，它都做得很好。
然而，除了我们普遍赞成它之外，我们还得知期刊的销售数量对于首期来说非常之大，并且发现这一和其他具有一定基础的党派喉舌报刊意图相同的激进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现引起了很多关注。此时我们不再犹豫，都变得很热切，想竭尽全力去巩固它，改善它。
父亲继续时不时地写文章。
《季刊评论》紧随《爱丁堡评论》被曝光。
在他的其他稿件中，最重要的是一篇抨击骚塞《宗教论》的文章，发表在第五期上；还有一篇政治文章，发表在第十二期上。
奥斯丁先生只投了一篇论文，但是很有价值，论证反对长嗣继承权，回应麦卡洛克当时刚刚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格罗特也只发了一篇文章，他能匀出来的时间都用在《希腊史》上了。
他的文章写的是他自己的主题，非常全面地揭露和谴责了米特福德。
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的写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从第三期起，方布兰克开始经常投稿。
而我的密友中，埃利斯经常供稿，一直到第九期。后来他不写了，其他人就接手了，有艾顿.图克、格雷厄姆和罗巴克。
我自己是所有作者中最经常写的，从第二期到第十八期，投了十三篇文章；评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书籍，或者讨论特殊的政治话题，如《谷物法》《狩猎法》和《诽谤法》。
偶尔有些很有价值的文章是父亲的其他熟人写的，这些人后来也成了我的熟人。鲍林先生的一些作家也表现得很好。
然而，总体上来说，这个评论杂志的表现从来没有让那些我接触到的对它的原则特别感兴趣的人都满意过。
几乎每一期出来的时候，上面都有让我们极其反感的东西，要么是观点、品味，要么就是纯粹的能力缺乏。
我父亲、格罗特、奥斯丁兄弟俩，和其他人给出的负面评价，得到我们年轻人的附和和夸大；年轻人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决不会在发牢骚上落后，结果害惨了两个编辑。
以我对自己当时情况的了解，我坚信我们错的时候至少与对的时候一样多。我敢肯定，如果评论杂志按我们的想法经营下去的话（我指的是年轻人的想法），它不会更好，甚至可能不如原来的好。
但是，在功利主义的历史中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让功利主义非常知名的喉舌期刊从一开始，就让本意欲让其代言之人极度不满意。
然而与此同时，《威斯敏斯特评论》在世界上发出了不小的声音，在舆论界给功利主义式的激进主义以公认的地位，这地位和它追随者的数量及当时大部分能被算在追随者之内的人的优点和能力是不相称的。
众所周知，那是个自由主义迅速崛起的时代。
由于与法国的战争而带来的恐惧和仇恨已经消散，人们开始再次审视国内政治，潮流开始倾向于改革。
欧洲大陆重新受到旧的统治家族的压迫，英国政府对被称作神圣同盟的反自由主义阴谋集团的明确支持，加上长时间损失惨重的战争导致的巨大国债和税收负担，让政府和议会很不得人心。
在柏代特和科贝特的领导下，激进主义获得的声誉和地位让政府很惊恐，他们的惊恐几乎没有因为著名的《六项法案》而暂时减轻，因为对卡罗琳王后的审判激起了人们更广泛、更深刻的仇恨之情。
尽管这种仇恨的外部迹象随着它激动人心的运动一起消散了，但是到处都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对滥用各种职权的精神。
休谟先生不屈不挠地审查公共开支，迫使下议院划分财政收支概算的每一个引起异议的项目，他的行动已经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迫使不情愿的政府缩减了很多不重要的开支。
1820年，由图克先生草拟，亚历山大.巴林提呈的《伦敦商人贸易自由请愿119书》，和李嘉图在数年议会生涯中的不懈努力，使政治经济学在公共事务中大显身手。
李嘉图受金价论战的推动而做的著述，加上随后我父亲和麦卡洛克相继的阐述和评论（那几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作品很有价值），引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关注，至少让内阁的一部分人相信了它。哈斯基逊在坎宁的支持下，开始逐渐摧毁保护体系。他们的一个同事实际上在1846年就完成了这件事情，尽管最后的残余要到1860年才被格莱斯顿先生扫清。
皮尔先生，当时的内政大臣，谨慎地走上前无古人的功利主义法律改革道路。
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似乎将要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最高层鼓吹要改进制度，最底层则强烈要求全面变革议会的章程。这时一批看似属于新兴学派的作家一般都会在争论中出现，他们要求成为这个新趋势的立法者和理论家，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足为奇。
他们写作时带着坚定的信念，而好像很少有人对一个同样明确的信条有同样强烈的信心；他们用大胆的文字正面抨击现有的两个政党；他们毫不妥协地宣称反对很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并由于认为他人比他们宣称的更异端而饱受怀疑；还有至少从我父亲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才能和气魄，以及他身后足以支撑一家评论杂志的团体。最后，这家评论杂志拥有读者的事实——所有这一切，让哲学和政治领域的功利主义学派，在公众的心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或者说在其他同样急切的思想学派在英国兴起后以来再次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由于我处在其核心位置，了解其构成，作为少数最活跃的分子之一极大地参与了它的事务，我这么说可能没什么不合适，即与其他大部分人相比，描述一下它的情况是我的分内之事。
这个所谓的学派，其实不过是父亲的作品和谈话使得一些年轻人围绕在他周围，这些年轻人有的已经吸收了，有的正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吸收他非常坚定的政治和哲学观点。
有人认为边沁周围聚集了一帮信徒，这些人接受的观点都是他亲口教授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我父亲在他的《略论麦金托什》里作了澄清，而对所有了解边沁先生生活习惯和谈话方式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很可笑。
边沁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作品产生的。
通过作品，他对人类的状态造成了影响，而且正在产生影响，这影响毫无疑问比我父亲所做的一切要深远得多。
在历史上，他的名气远比我父亲的大。
但是，我父亲发挥了更大的个人优势。
人们是从他的谈话中寻求活力和指导的，他也确实经常把交谈当作传播自己观点的工具。
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在交谈中就能精僻阐述自己最精华的思想。
他对自己高智商有着完美的掌控，语言简洁精练，富有表现力，讲话时内心诚恳，充满智慧，这使他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善辩的谈话者之一。他会讲很多轶事，喜欢开怀大笑，与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个非常活泼、有趣的同伴。
他的力量不单是，甚至不主要是通过传播他的纯粹精神信念展现出来的：他的力量更常通过一种品质的影响力来展现，此后我才学会去欣赏它的绝妙之处。他那种高尚的公德心和将大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胸怀，使得与他接触过的人心里类似美德的每一个萌芽都得到温暖，有了生命和活力；他让他们渴望得到他的嘉许，让他们觉得因被他反对而羞耻；他的谈话以及他的存在本身，就给了那些目标相同的人以精神支持，通过对理智的力量、总体的改良进展以及个人通过审慎的努力可以行善的坚定信心（尽管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会出现与预期相反的、不乐观的结果），给他们当中怯懦或意志消沉的人以鼓励。
是父亲的见解让当时的边沁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宣传有了不同于一般的特点。
这些见解从他那里向不同方向零散地传播开来，这种源源不断的传播主要有三条渠道。
一个是通过我，我的思想是唯一一个直接由他指导塑造而成的，他通过我对很多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继而成了宣传员。
第二个是通过查尔斯.奥斯丁的剑桥同辈，他们或者是受到他的启蒙，或者受到他主要精神的推动，采纳了很多跟我父亲类似的观点，其中一些更重要的人后来寻求与父亲结识的机会，经常去拜访他。
这些人中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拉特（后来成为贝尔珀勋爵），和现在的罗米利勋爵，我父亲和他德高望重的父亲塞缪尔爵士，早就是好朋友的关系。
第三个渠道是剑桥更年轻一代的在校大学生，他们与奥斯丁不是同辈，和艾顿.图克是同辈。由于观点相近，他们被吸引到可敬的图克身边，然后由他引荐给我父亲。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查尔斯·布勒。
其他人个别地接受、传播了不少父亲的影响，比如，布莱克（之前提到过）和方布兰克。然而，我们都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彻底的同盟，比如方布兰克总是在很多重要的地方与我们有分歧。
但实际上，我们当中任何一部分人都决不会完全一致，也没有任何人毫无保留地接受父亲的所有观点。
例如，尽管可能我们都认为他的《论政府》是部充满政治智慧的杰作，但是我们绝对并非赞同它的每个段落，在文章里他主张不给予妇女选举权，说这与善政并不矛盾，因为她们的利益和男人是相同的。
对于这种说法，我和我所有的同仁们都断然反对。
客观地说，父亲说过他否认自己有意断言妇女应该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四十岁以下的男子其实也应被排除，对这部分人他在下一段里就提出了完全类似的论点。
正如他所说的，他并非在讨论选举权是否最好受到限制，而仅仅（假设它受限制的话）在讨论：在不必牺牲善政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限制的最大限度。
但是那时我认为，之后我也一直都这么认为，他承认的观点和他否认的观点以及论文要反对的任何观点一样，是个很大的错误。妇女的利益包含在男子的利益里面恰恰像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面一样，任何人人享有选举权的现有理由都要求妇女不应被剥夺选举权，这也是年轻皈依者们的一般观点。
令人欣慰的是，边沁先生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尽管很可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同意父亲的观点，但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个年轻人小团体的风格和特征主要是他的观点赋予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的首批传播者。
这种思考模式与以边沁为领袖或向导的功利主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毫无关联，它实际上是边沁的观点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哈特利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综合。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几乎和专属边沁的任何观点一样，可以说是一面旗帜，也是我们的共同点之一。
这个伟大的学说最初提出来是为了反对人类事务可以无限改良的说法，我们从一个相反的层面热忱地采纳了它，说明通过自愿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确保让所有劳动人口领取高薪，完全就业，是实现这种改良的唯一方法。
这个学说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得到了我们和我父亲的一致支持，或许可以归纳如下：
在政治上，人们几乎无限制地相信两件事情的功效：代表制的政府和完全的言论自由。
父亲完全相信理智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只要能够影响到的话——他的信念是如此之深，以致于他觉得，如果能教全民读书，允许把所有观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呈现给他们，而他们能依靠选举权任命执行他们观点的立法机关的话，一切都能实现。
他认为，当立法机关不再只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之时，它就会真诚地、十分明智地为整体的利益服务。因为人们将在受过教育的才智的充分指导下，选择一般说来合适的人来代表他们，并在此后赋予选出来的人以自由的决断力。
相应地，贵族的统治，即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少数人的政府，在他眼里都是阻碍人类用他们当中最卓越的贤才来管理自己事务的唯一障碍，是他严厉指责的对象。民主的选举权是他政治信条的主要内容，不是把一直到那时候都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的自由、人权或任何有着类似的意义更大或更小的话语作为理由，而是把民主的选举权当作最重要的“善政保障设施”。
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只坚持他所认为的要点。相比之下，他比边沁还要不关心君主或共和政体的形式——在边沁眼里，国王扮演的是“腐败将军”，看起来肯定很可憎。
除了贵族统治，英国国教或牧师组织也是他憎恶的对象，因为它们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是让宗教堕落的重要因素，还乐于反对人类进步。尽管他私底下并不讨厌不应承担过错的牧师本人，甚至还和好几个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在道德规范上，对于他认为的对人类福利比较重要的所有要点，他的道德情感都很积极坚定，然而他对普通道德观的所有教条一点也不关心（尽管他的漠不关心没有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他认为这些教条除了根植于禁欲主义和教士权术外，没有什么根据。
比如，他期盼两性之间的自由度能有较大提高，但是没有装模作样地要去界定这种自由的具体情形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种观点在他那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和纵欲联系在一起的。
相反，他期望自由度提升后的益处之一，就是人们的想象不再仅仅关注肉体关系及其附加物，不再把它扩大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认为，这种想象和情感的堕落是人类头脑中最根深蒂固、最普遍的罪恶。
在心理学方面，他的主要信条是所有人类性格都是由环境决定的，通过普遍联系的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用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和智力状况的无限可能性。
这是他所有学说中最重要的，或者最需要坚持的。不幸的是它也是和当时及以后的主要思潮最相矛盾的。
一小群狂热的年轻人抓住了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还把宗派主义的倾向带进这些观点里面，我父亲则完全没有这种倾向，至少意图上没有。
有时，由于荒唐的夸张，我们（还不如说是替代了我们的一个幽灵）被人称作一个“学派”，但这也是有一阵子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确实期待和追求过的。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是我们努力模仿的榜样，我们希望取得和他们同样多的成就。
我是这群人中怀着这个孩子气的野心走得最极端的。要不是怕浪费时间和空间的话，倒是可以用很多细节说明一下。
然而，严格来说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生活的表面，或仅仅是理性的方面，而且还只是理性方面的一个侧面。
要试图看穿内部，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就必须知道我只是在说自己，因为我只能凭对自己足够的了解来进行说明。我相信，如果不对我的描述进行很多、很大的修改的话，它就不会适用于我的任何一位同伴。
功利主义者经常被描述成纯粹的推理机器，我认为尽管这对于大多数被冠以这种头衔的人来说非常不合适，但是在我人生的两三年里我却确实如此。
这种说法可能很适合我，就像它也适合任何开始生活的人一样，通常他们所渴望的事物总体来说一定由于新奇而具有吸引力。
这一事实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于任何跟我当时一样大的年轻人，只能指望他有一种样子，就是我当时碰巧具有的样子。
我的野心很大，对名誉非常渴望；对我心目中人类福利的热心是我最强烈的感情，它和所有别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并影响了它们。
但在那段时期，我基本上只热衷于思辨性的观点。
这种热情并没有根植于真正的仁爱之心，或者根植于对人类的同情。但是，这些品质在我的道德标准里有它们应有的位置。
它也没有与任何对完美高尚的高度热情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在想象中很容易受这种情感的影响。但那时，它的天然养料——诗歌的陶冶——中断了，同时还有过多逆其道而行之的训练：纯粹的逻辑和分析训练。
再加上我之前提到的，父亲的教学往往低估情感的价值。
这不是说他本人冷酷无情或麻木不仁，我相信恰恰是由于相反的品质。他认为不需要单独考虑情感，如果关注好行动的话，情感就一定会充足。
在道德和哲学论战中，情感经常被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辩护，但是情感本身就需要有理由辩护。而现实中，对人类幸福产生危害的行为被说成是情感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的品格却遭到唾弃，而父亲认为这本应归罪于行为，他确实没有耐心去赞赏情感，只是在评价别人或议论事情的时候偶尔提起过它。
除了他的这种特点对我和他人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发现所有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观点，都经常因为情感原因而受到攻击。
效用被指责为冷冰冰的算计，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无情，控制人口学说被认为是对人类自然情感的排斥。
我们用“多愁善感”一词来反驳，它和“激辩”“含糊的概括”一起成了我们指责他人时常用的词语。
尽管我们反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的行为大体是正确的，但是结果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怎么看重感情的陶冶（除了对公众和个人责任的情感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几乎没有考虑过它，尤其是我自己。
我们主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想法，让他们相信有根据的东西，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我们想，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后，就会通过舆论工具促使彼此加以留意。
尽管我们完全认可无私的仁爱和对正义的热爱是至上的美德，但是我们没指望人类通过直接按照这些情感去行动，从而获得新生，而是期望通过用经过教化的智力的影响，来教导他们摆脱自私的感情。
在自身受到更崇高行为准则驱使的人那里，尽管最后一条仍是非常重要的改良手段，但是我不相信任何现在仍信仰边沁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人，现在还会主要依赖它作为改进人类行为的常规方法。
这种理论上以及实践上对情感陶冶的忽视，必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诗歌和想象力的低估，只一般地把它们看作是人性的一个因素。
功利主义者普遍认为，或者曾经认为，他们是诗歌的敌人。对于边沁本人，这确有几分正确。他经常说，“所有诗歌都是错误的表达”，但是，按照他所说的意思，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于所有感人的演说，以及所有比数学里的算术题更具演说特征的陈述和教导。
《威斯敏斯特评论》第一期中有一篇宾厄姆的文章，他在里面解释了自己不喜欢穆尔的一些地方，说“穆尔先生是诗人，因此，不是推理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作家冠上了讨厌诗歌的声名。
但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是诗歌的热心读者。宾汉姆本人也曾写过诗，至于我（也可以这么说我父亲），正确的说法是我并非不喜欢诗歌，而是在理论上对它漠不关心。
在散文中我不喜欢的情感，在诗歌中我也不会喜欢，这种情感有很多。
我完全无视它作为教化情感的方法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
但我自己总是很容易受到某些情感的感染。
在我功利主义思想最狭隘的时期，我碰巧研读了蒲柏的长诗《原人篇》，尽管里面的每个观点都与我的相反，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它对我的想象力产生了多么强有力的影响。
当时任何比用诗体写出来有说服力的讨论更高级的诗歌创作形式，可能都不会对我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也几乎从来没给过它机会。
然而，这种情形只不过是暂时的。
早在我大规模扩大理性信条的基础之前，我就在精神进步的自然过程中，通过膜拜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品格——尤其是哲学英雄，而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诗歌文化。
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很多人，把他们从普卢塔克的《传记》中体验到的鼓舞人心的影响记录了下来。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尤其是孔多塞的《杜尔哥传》，对我产生了同样令人鼓舞的影响。《杜尔哥传》构思精巧，旨在激起最大的热情，因为它的作者是个非常贤明、高贵的人，他描绘的也是一个非常贤明、高贵的人的生平。
这些和与我有共鸣的显赫代表人物的超人美德，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我需要把情感和思想提升到更崇高的领域时，我总是求助于他们，就像别人求助于最喜欢的诗人一样。
我应该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消除了我的宗派主义愚行。
以“他认为所有宗派都是有害的”开头的两三页，这几页也解释了为什么杜尔哥总是把自己与百科全书编纂者截然分开，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我不再标榜自己和其他人是功利主义者，不再让代词“我们”或其他任何集体称号带上宗派主义的色彩。
我对内心深处真正的宗派主义则摆脱得更晚些，而且更加缓慢渐进。
大概在1824年年底，或者1825年年初，边沁先生刚从杜蒙先生那里拿回他的《论证据》论文（杜蒙先生以这些论文为基础写的《论司法证据》那时刚完成并发表），他决定按原稿发表，并想起来我能够做出版前的准备工作。他的《谬误集》最近也是由宾厄姆以同样的方式编辑的。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它几乎占用了我一年中的所有空闲时间，还不包括后来在出版社安排五大卷书的付印所花的时间。
边沁先生分三次写成这部专著，每次中间都有很长的间隔，每次风格都不同，而且每次都没有参考前面的内容，三次中有两次他都几乎涉及了整个主题。
这三大本手稿要由我浓缩成一本专著，我把他最后写的那本当作蓝本，尽量把其他两本中没有被它完全更替的地方合并到其中去。
我还必须拆分边沁的长难句和插入句，因为它们过于错综复杂，读者很可能没有耐心去想办法弄懂它们。
边沁先生还进一步特别要求我从自身出发，尽力去填补他遗留下的任何不足。在他的要求下，我为此读了有关《英国证据法》最权威的论文，对边沁没注意到的、英国统治中值得反对的几个地方作了评论。
我还回应了杜蒙著作的评论家对边沁某些学说的异议，还在这个主题的一些比较抽象的部分里，比如非必然性与无可能性理论，加上了少许补充评论。
这些编辑添加的评论中有争议的部分是我用十分傲慢的语气写的，这与我这样一个年轻、没经验的人是很不相称的，但我确实从来没打算自告奋勇亲自去做。作为边沁的匿名编辑，我用作者的语气说话，没想过这样做对他或主题是否适合，然而这对我来说可能确实不合适。
该书出版后，在边沁先生的积极要求下我的名字被作为编辑加了进去，我试图劝说他不用这么做，但没有成功。
就我自己的进步而言，做这份编辑工作的时间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利用。
在边沁的所有作品中，《司法证据原理》是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之一。
证据理论本身就是他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并且衍生出大部分其他主题，这本书包括了他所有精华思想中的一大部分，这些思想被阐释得非常充分。同时更特别的是，它包含了对当时英国法律中的缺陷和瑕疵极为详尽的披露，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通过例证事件，这一披露不局限于证据法，还包括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里的整套程序和做法。
因此，通过编辑这本书而获得的，比简单阅读更深刻地镌刻在我脑海中的直接知识，本身就是不小的收获。
但是，这项工作给我带来的东西似乎比预期的还要多。它对我的写作能力培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完成这项编辑工作之后我写的每一部作品，比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明显好很多。
边沁后期的文风，如世人所知，较为沉闷，繁琐。由于过度追求质量，喜欢精确，他的每个句子都是一个从句嵌着另一个从句，直到句子的中心，这样读者可能会同时接受所有的修饰、限定语和主命题。这种习惯在他身上日益增长，直到让不习惯读他句子的人读起来非常费力。
但是他早期的文风，如《政府片论》和《司法机构计划》的风格，却是轻松活泼与内容丰富相结合的典范，几乎从未被超越，在《证据论》的手稿中，有很多显著的有着早期风格的例子，所有这些我都尽力保存。
编辑这部令人钦佩的著述花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对我自己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我还刻苦地研读了其他作家的作品，法语的和英语的都有，这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挥洒自如又铿锵有力，比如哥尔德斯密斯、菲尔丁、帕斯卡、伏尔泰和库里耶。
由于这些作品的影响，我的作品丢掉了早期的空洞性，变得日趋饱满，有血有肉，风格有时很活泼，甚至几近明快。
这种进步最初在一个新领域展现了出来。
利兹的马歇尔先生是这一代马歇尔家族的族长，在格兰庞德选区的代表权被剥夺并移交至约克郡后，他代表约克郡进入了议会——他是位热心的议会改革家，富有而慷慨，边沁的《谬误集》给他以很大冲击。他有了一个想法，觉得每年出版一次议会辩论的记录文件会很有用，不是按照《英国议会议事录》采用的时间次序，而是按主题分类，通过加上注释指出发言人的谬误。
带着这个目的，他很自然地和《谬误集》的编辑宾厄姆取得了联系，在查尔斯·奥斯丁的协助下，宾厄姆担任了编辑的职务。
这个刊物叫《议会历史与评论》。
它的销售量不足以维持它的存续，只坚持了三年。
然而，它引起了议员和政治人物的注意。
团体的最大力量得以展现出来，它的发行给他们带来的荣誉远比《威斯敏斯特评论》多得多。
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写了很多文章，还有斯特拉特、罗米利和好几位信仰自由主义的律师都写了不少文章。
我父亲以他最好的文风写了一篇论文，年长的奥斯丁写了另一篇。
库尔逊写了一篇，具有重要价值。
这次我负责以1825年议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即天主教协会和天主教的无能为主题，写一篇文章作为第一期的开篇。
在第二期上，我精心写了一篇名为《论1825年的商业危机和货币争论》的评论。
在第三期上，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小事情，另一篇写商业里的互惠原理，是关于坎宁和加勒廷之间著名的外交通信。
这些作品不再仅仅是再现和应用我学到的教条。它们是崭新的思考，如果新思考可以用来指代以新形式和新关系表现旧观点的话。如果我说它们展现出成熟、融会贯通的特征，这并没有夸大事实，这些特征在我之前的任何作品中都是没有的。
因此，在表达时这些思想也并不显得幼稚。但是它们的主题要么已经过时了，要么在那之后得到了更好的论述，所以它们已被完全超越了，应该和我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第一代文章一样，被埋没在人们遗忘的角落。
尽管这样沉浸于为公众写作，我并没有忽视其他形式的自学。
就在这时，我学了德语，开始学时用了汉密尔顿的方法，为此，我和好几个同伴组成了一个班。
从这时起，之后的好几年中，我们的集体学习初具规模，并对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们想起一个点子，就是通过阅读和交谈，继续共同学习我们想熟练掌握的好几个自然科学的分支。
我们聚集了12个人或者更多。
格罗特先生把他在针线街的房子借了一间供我们学习用，他的伙伴、功利主义学会三名创始人之一的普雷斯科特也成了我们的一员。
我们每个星期有两天上午见面，从八点半到十点，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日常工作。
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政治经济学。
我们选了一些系统的论文作为教科书，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是我们的首选。
先由我们中的一个人朗读书中的一章或者一小部分，然后讨论就开始了，任何人有异议或者有其他评论的话，就直接发言。
我们的规则是要彻底讨论提出的每一个要点，不论大小，一直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满意自己得出的结论为止。要把这一章或交谈中产生的每个思考话题探究到底，从不丢下不管，直到解决我们发现的每个复杂问题为止。
我们曾多次持续好几个星期连续讨论某一个话题，在不见面的时候专心思考，设法解决上次讨论时出现的新困难。
我们以这种方式学完了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之后，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贝利的《价值论文》。
这些彻底的、热烈的讨论不仅大大提升了那些参与者的素质，还催生了抽象政治经济学一些主题的新观点。
我后来发表的国际价值理论就起源于这些交谈，而后我在《论利润和利益》中所阐述的李嘉图利润理论的改良形式也是如此。
在我们当中，新思想主要起源于埃利斯、格雷厄姆和我。但是其他人也给了这些讨论有价值的帮助，尤其是普雷斯科特和罗巴克，一个通过知识，另一个通过辩证的敏锐。
国际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是由我和格雷厄姆共同思考和总结出来的，两人平分秋色。如果我们最初的方案得以执行的话，我的《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和他的一些论文一起出版，署上我们两人的名字。
但是我开始撰文时发现自己过高地估计了与他的一致性，而他对《论国际价值》从最开始的两篇评论就持不同意见，所以我不得不认为这个理论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多年后出版的时候也只署了我的名字。
我应该提到，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学要义》第三版中作的修正，有好几处是基于从这些交谈中得出的批评。特别是把他的观点中我注意到的两点作了修改（尽管没有修改到我们最新推断的程度）。
学完政治经济学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学习三段论逻辑学，此时格罗特加入了我们。
我们的第一本课本是奥尔德里奇的著作，但是由于不喜欢它的肤浅，我们重印了耶稣会士迪特里厄的《逻辑学入门》，在很多学院逻辑学的参考书中这本是非常完美的，我父亲热衷于收集此类书籍，我们印的就是他收藏的。
读完这本之后，我们开始继续读惠特利的《逻辑学》，当时刚被《大都会百科全书》第一次再版，最后读了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读的这些书，为新颖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在《逻辑学体系》第一本里做的大部分工作，如阐释和校正学院逻辑学家的原则和特征、改进命题意义的理论等，都根源于这些讨论。新颖的思想大都是格雷厄姆和我提出的，而格罗特和其他人则提供了极好的公断，或者说检验。
从这时起，我计划要写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作品，尽管其规模与我最终的成书相比小很多。
学完逻辑学之后，我们开始投入分析心理学，选了哈特利的著作作为我们的课本，为了使我们人手一本普里斯特利的版本，我们把伦敦城仔细搜寻了一遍，一度使其价格飞涨。
读完哈特利之后，我们暂停了会面。但是，我父亲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很快就出版了，为了阅读这本书，我们又重新聚到一起。
读完这本书后，我们的练习就终止了。
我总是把自己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独立思想家的开端追溯到这些对话中。
也是通过它们我获得了一个思考习惯，或者说深深加固了这个习惯，我把自己做过的一切思考以及将来要进行的思索，都归功于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如果困难只解决了一半，就不能当成全部解决。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个难题，而要反复研究，直到完全解决为止。永远不允许因为看似不重要，就忽略一个问题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在完全理解一个问题之前，永远不能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它的任何一部分。
从1825到1830年间，我们的演说活动，在我那几年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们对我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所以应该提一下。
有段时间，曾经有一个欧文主义者的学会，叫做合作社，它的成员在大法官法庭巷集会，每星期进行一次公开讨论。
1825年上半年，罗巴克偶然接触到好几个合作社的成员，所以他参加了一两次集会，并参与辩论反对欧文主义。
我们当中有个人产生了以团体的形式去那里来一次全体论战的想法。查尔斯.奥斯丁和他的一些朋友本来很少参加我们的集体活动，这次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合作社的主要成员一致同意执行这个计划，一点都不感到勉强，因为与自己团体内部枯燥乏味的讨论相比，他们无疑更喜欢和对手论战。
人口问题被提议作为辩论的主题，我方的查尔斯.奥斯丁用一篇才华横溢的演说开始了辩论，论战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举行，持续了五六个星期，挤满了观众，包括合作社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很多听众和一些来自律师培养学院里的演讲人。这个辩论结束后，另一个关于欧文体系总体价值的辩论开始了，论战总共持续了差不多三个月。
这是欧文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激烈斗争，前者把后者当作最顽固的对手，但是这却是个非常友好的辩论。
代表政治经济学的我们，和他们考虑的目标是一致的，并尽力表现出来。他们那边的主辩是个非常可敬的人，我和他很熟，他就是科克城的威廉.汤普森先生，《论财富分配》一书的作者，还代表妇女写了《呼吁书》，反对我父亲的《政府论》中有关妇女的观点。
埃利斯、罗巴克和我在辩论中很积极，我记得加入辩论的律师学院的人当中有查尔斯.威利尔斯。
在人口问题上，对方也从外面得到了很有效的支持。
当时已上年纪的著名的盖尔.琼斯，也作了一个华丽的演讲。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演说人是瑟尔沃尔，虽然他说的任何一个词我几乎都不同意。他自圣戴维主教时起就是个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大法官法庭律师，世人只知他善于雄辩，那还是在剑桥协会，在奥斯汀和麦考利那个时代之前。
他的演讲是为了回应我的一个演讲。
他只说了不到十句话，我就断定他是我听过的最厉害的演说家，那之后我也从来没听过比他更好的。
对这些辩论的巨大兴趣让一些参与者很容易地接受了政治经济学家麦卡洛克提出的一个建议，即伦敦需要有一个和爱丁堡思辨学会相似的学会，爱丁堡的思辨学会是布鲁厄姆、霍纳和其他一些人最初培养演说能力的地方。
我们在合作社的经历似乎让人相信我们就是可以聚集在伦敦共同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人。
麦卡洛克跟几位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提过这件事，那时他正给他们单独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课程。
他们中有几位热心地加入了这个计划，尤其是后来成为克拉伦登伯爵的乔治.威利尔斯。
他和他的兄弟海德和查尔斯、罗米利、查尔斯.奥斯汀，还有我，以及其他一些人会面并达成一个计划，我们决定从11月到6月在共济会会员的旅馆每两星期集会一次，我们很快就有了不少杰出的会员，连同好几位议会议员一起，几乎囊括了剑桥协会和牛津联合辩论协会所有的著名演说家。
我们的主要困难在于为学会征募足够的保守党演说者，这一点很奇特地反映了当时的趋势。
我们能紧急找来的几乎都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学历的自由主义者。
除了已经提到的，还有麦考利、瑟尔沃尔、普雷德、豪伊克勋爵、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后来成为牛津的主教）、查尔斯.波利特.汤姆森（后来成为悉登汉姆勋爵）、爱德华、亨利.利顿.布尔沃、方布兰克，还有很多我现在想不起来的人，但他们后来都或多或少在公共或文学领域中有出色的表现。
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
行动的日子要到了，这时需要确定一个主席，并找一个人作开场辩论，但是我们的名人中没有一个同意履行两个职责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敦促很多人做这件事，但被说服了的只有一个，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但他在牛津很受尊敬，据说在那儿获得了很高的演说上的声誉，后来成了议会的保守党议员。
因此，我们就确定他担任主席一职，并第一个发言。
重大的日子到了，长凳上挤满了人，我们所有伟大的演说家都到场了，但他们是来评价我们的努力，而不是来帮忙的。
这位牛津演说家的演说彻底失败了。
这让所有人都很沮丧，接下来演说的人很少，而且没有一个发挥出最佳状态，彻底惨败。我们曾指望的演说名人离开了，再也没回来，这至少在了解世事上给了我一个教训。
这个意外的事故改变了我和这个计划的整个关系。
我以前没有想过要扮演主要角色或者经常演讲，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计划的成功要依靠新人，我决定担起重任。
我在第二个问题上首先发言，从那时起，我几乎在每次辩论中都发言。
有一阵子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威利尔斯三兄弟和罗米利与我们一起坚持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最终除了我和罗巴克，协会所有创始人的耐心还是耗尽了。
在接下来的时期里（1826—1827年），情况开始好转。
我们得到了两个卓越的保守党演说家的支持：海沃德和希（后来成为高级律师）。随着查尔斯·布勒、科伯恩和剑桥功利主义者第二代一些人的加入，激进主义这一边也得以加强；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偶尔协助，加上两个保守党党员，罗巴克和我定期发言，使得几乎每一次辩论都是“哲学激进分子”和保守党律师之间的对阵战。一直到人们开始议论我们的辩论，好几个受人尊敬的著名人物来听我们的辩论为止。
在接下来1828—1829年的辩论季当中，这种情况更多了，当时以莫里斯和斯特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作为第二个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派别出现在学会里，他们的依据与功利主义完全不同，而且激烈地反对功利主义。他们把欧洲反对18世纪哲学时普遍使用的学说和思考方式带到这些讨论中来，并成为我们论战中非常重要的好战第三方，当时他们是新一代思想运动中最有教养的倡导者。
我们的辩论和普通辩论协会中的大不相同，因为我们双方都能提出来最有说服力的论点和最具哲学性的原则，使得双方的互相驳斥经常陷于激烈的势均力敌的状态。
这种实践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益，不可或缺，尤其是对我。
其实，我从来没获得真正流畅的表达能力，表达的时候总是很差，不优美，但我还是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由于我总是在表达看起来很重要的时候才写演讲稿，不论是从内心的感情出发，还是从要阐明观点的本质出发，我都大大提高了实际写作的能力，不仅能够分辨语言是否流利和有节奏，还能实际地辨别有说服力的句子，并通过它们对不同观众的效果，直接评判它们的说服力。
协会以及为协会做的准备工作，加上为同时进行的上午交谈做的准备，占用了我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因此1828年春天，我停止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的时候，感觉轻松了不少。
评论杂志陷入了困境。
尽管第一期的销售量非常振奋人心，但是我相信，以评论杂志开展的规模来说长期的销售量从未能应付开支。
开支已经缩减了很多，但是缩减得还是不够。
一个编辑——萨瑟恩——已经辞职了。好几个作者，包括父亲和我，早期的稿件和其他撰稿人一样获得稿酬，但最近已经没有报酬了。
然而，原始资金已几近耗尽，或者已经完全耗尽了，如果这份刊物想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必须重新安排它的事务。
我父亲和我就这个问题和鲍林讨论了好几次。
我们乐意尽力维持评论杂志，让它作为我们观点的喉舌，但是不用鲍林做我们的编辑。而报纸无法再负担有偿编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由，既不会冒犯到他，又可以提议免去他的职责。
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都准备好了做无偿作者，继续维持评论报，要么在我们中间找一个无偿的编辑，要么共同承担编辑之职。
但是，就当谈判在鲍林的明显默许下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却在另一个地区进行另一个谈判（和佩罗内特.汤普森上校），我们收到的第一个通告是鲍林作为编辑给我们写的一封信，仅仅告诉我们说做了些安排，建议我们为下一期写稿，承诺支付报酬。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有权做比我们的提议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安排，我们不会阻止。
但是他对我们加以隐瞒，而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在参加我们的计划，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公开侮辱。即使我们没这么想，我们也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主编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继续写文章。
因此，我父亲不再写文章。尽管两三年后，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政论文。
至于我，则坚决拒绝了再为其撰稿。
这样，我和原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联系终止了。
我在上面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付出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文章都多。但是这是出于爱的努力，因为它是为早期法国革命家辩护，反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拿破仑传》序言中对他们保守的曲解。
为了写这篇文章，要做笔记，做摘录，为此所读的书的数量——甚至我必须购买的数量（因为那时候没有能把参考书借回家的公共图书馆或订阅图书馆），远远超过了直接目标的价值。但是，我当时有个写法国大革命史的不成熟的想法。尽管我从来没有付诸实际，但是我的藏书后来对卡莱尔写类似的作品非常有用。
第五章 成长中的一次危机 下一个阶段
此后几年我很少写作，定期发表的文章也一篇都没有：我从这段间歇期中获益匪浅。
在此期间，我能够消化完善我的思考，无人催促我立即写出来发表，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当时继续写作的话，就会大大扰乱那几年我的见解和性格的重要转变。
要解释这个转变的源头，或者至少我为此准备的过程，就只能从较早前说起。
从1821年冬天起，我刚开始读边沁的作品，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起，我就有了一个真正可以称为人生目标的东西，即要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
我对自己幸福的设想与这个目标完全相同。
我希望得到的个人共鸣就是为此事业努力的同事的共鸣。
在这个过程中，我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成就。但是，我把最为严肃、永久性的个人满足全都毫无保留地寄托在这上面了。我习惯了庆幸过着自己喜欢的幸福生活，而这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持久、遥远的东西上，要总能实现一些进步，而又永远不会因为完全实现而耗尽。
有好几年情况一直很好，那时世界总体上一直在进步，我的观点也和别人的观点结合一起，在努力促进进步，这似乎足以让生活情趣盎然、充满活力。
但是，有一天我从这里面醒来，像从梦里醒来一样。
那是1826年的秋天，我处于神经麻木的状态，就像每个人偶尔都会有的情形一样，感觉不到快乐或兴奋。在别的时候应该是高兴的心情，在这时变成乏味或冷漠。我认为，改信循道宗教的人第一次因“深信有罪”而备受折磨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在这种心境下，我直接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一生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你期盼的所有制度和观念的改变都能立刻完全实现，这会不会是你巨大的幸福和快乐？”一个抑制不住的自我意识清楚地回答道：“不是！”
这时，我心情低落极了，我建立生活的整个基础坍塌了。
我所有的幸福原本在于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目标。
而现在目标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我又怎么会继续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感兴趣呢？我似乎没有活着的目标了。
最初，我希望阴云能自己散去，但是没有。
晚上好好睡一觉，是解决生活中小烦恼的特效药，但对它却没有作用。
我醒来后，重新意识到这个悲哀的事实。
我带着它到所有朋友那里，到所有工作中去。
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忘记它几分钟。
有几个月，阴云似乎越积越厚了。
柯尔律治《沮丧》里面的几行诗——我当时还没读过——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情况：
没有剧痛的悲伤、空虚、忧郁、凄凉，困倦的、窒息的、没有激情的悲伤，无法用语言、叹息或泪水自然地排遣。
我试图从最喜欢的书中寻求解脱，但没有用。那些对过去高尚和伟大的记录，我以前总能从中获得力量和活力，但现在读它们，我毫无感觉，或者仅仅有习惯性的感觉，却丧失了曾有的魅力。
我开始相信，我对人类的热爱和对卓越本身的热爱已经耗尽了。
我也没有告诉别人我的感觉以寻求安慰。
如果我疯狂地爱着一个人，让我觉得必须向他倾诉我的悲伤，我就不会陷入当时的境地了。
我还觉得，我的痛苦并不是个有趣或者在任何方面可敬的沮丧。
它不能博得同情。
建议会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不知去哪里找寻。
麦克白对医生说的话，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寄希望于寻求这种帮助，即便是最微弱的希望。
在我陷入任何实际困难的时候，自然应该去找父亲帮忙，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我最不愿意求助的人。
所有迹象都让我相信，他完全不了解我正在遭受的精神痛苦，即使能让他理解，他也不是能够治好它的医生。
我的教育完全是他的成果，他在教导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如果失败无法补救，并且完全超出了他的补救能力的话，让他承受计划失败的痛苦，我觉得完全没有用。
当时，我也没有指望任何朋友可以理解我的情形。
然而，我自己却非常理解，而且越细想，这情形越显得绝望。
我的学习过程让我相信，所有心理和道德上的情感和品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联系的结果。我们喜欢这个东西，讨厌那个东西，进行这种行动或沉思很高兴，而进行另一种却很痛苦，这都是通过教育或经验的作用把愉快或痛苦的想法附加到这些东西上来实现的。
从这种现象得出的推论就是，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为有益的事物形成最强大的联系。给所有对整体有益的东西以愉快的联系。给对整体有害的东西以痛苦的联系。我总是听到父亲坚持这一结论，我自己也深信不疑。
这个学说看起来坚不可摧，但回想起来，现在我觉得好像我的老师都只是很肤浅地专注于形成和维持这些有益联系的方法。
他们似乎完全信任常用的旧手段，如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
现在我并不怀疑，如果这些方法使用得早并坚持不懈的话，就可能会创造出来痛苦和愉快的强烈联系，尤其是痛苦的联系，也可能会制造出能够持续至生命尽头都不减弱的渴望和厌恶。
但是，这样产生的联系肯定总会有人为的和偶然的因素。
这些痛苦和快乐是强行跟事物联系起来的，而不是通过自然纽带联系起来的。因此我想，这些联系应该在习惯运用分析能力之前就变得非常强烈和深刻，从而在现实中不会被拆开，这对于巩固这些联系至关重要。
因为现在我看到了，或者觉得我看到了自己以前总是半信半疑的东西，即分析的习惯往往会折损感情。在其他思考习惯还未形成而分析精神仍没有自然的补充和矫正的时候，确实如此。
（我坚持认为）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往往会减弱和破坏由偏见造成的任何结果，它能让我们从心理上区分开只是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想法，任何联系最终都无法抵抗这种分解的力量，我们只能把对自然界永恒秩序的清楚认识归功于分析。事物之间的真正联系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感情。根据自然法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事物在事实上和另一个事物密不可分。这些法则，按照我们清楚的感知和从想象中认识的程度，使我们对大自然中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的认识在思想中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因此分析的习惯甚至可能会加强原因和结果、手段和目标之间的联系，但是总体上往往会削弱纯粹感觉的东西（用大家熟悉的说法）。
因此（我想）分析的习惯对于审慎和洞察力有利，但是永远是激情和美德根基处的害虫。最重要的是，它会摧毁所有由联系而成的渴望和快乐，也就是说，根据我所持的理论，除了纯物质和感官的渴望和快乐以外，其他的都会被破坏掉。我比谁都更加深信不疑，分析的习惯绝不会让生活变得愉悦。
这些是人类本性的规律，我目前的状态也是这些规律作用的结果。
我所尊敬的人都认为，对人类的同情所产生的快乐，那种把为别人，尤其是为人类大规模地谋取福利作为生存目标的感觉，是幸福最伟大、最可靠的源泉。
我深信这是真的，但是知道拥有某种感觉能让我幸福，并不能给我这种感觉。
我想教育为我创造这些感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抵挡分析的毁灭性影响，而我的整个智力培养过程都使早熟又不成熟的分析成为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习惯。
因此我想，我在旅程刚开始时就搁浅了，虽然有装备精良的船只和舵，但是没有帆。我对做了精心准备去努力实现的目标没有真正的渴望，对美德或者公共利益没有兴趣，就像对其他事情一样。
虚荣心和抱负的源泉像仁爱的源泉一样，似乎已经在我体内完全干涸了。
（我回想起来）我在很小的时候虚荣心就曾获得了一些满足。在对荣誉和地位的渴望转化为激情之前，我获得了一些荣誉，觉得自己有些本事。事实上我获得的很少，而且得到的太早，就像所有享受得太快的快乐一样，它让我对这种追求感到厌倦和冷漠。
因此，无论是自私的或不自私的快乐，对我来说都不是快乐。
自然界似乎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重塑我的性格，在一个如今无法复原分析能力的头脑里创造出快乐与人类渴望的任何事物之间的新联系。
这些想法夹杂着1826年忧郁的冬天里单调沉重的沮丧。
这段时间里我还是能够从事日常的工作。
但只是凭借习惯的力量，很机械地进行下去。
我在智力运用上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可以在完全没有活力的时候仍继续进行。
我甚至在辩论协会写了好几篇演讲稿，做了好几次演讲，怎么做的或者做得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在那个协会连续演说了四年，我几乎完全记不清的只有这一年。
在所有诗人当中，我只在柯尔律治的诗里面发现两行对我的感觉的真实描述，这两行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是在这时（因为我还没读到），而是在这次成长危机的后期：
没有希望地工作，如同把美酒装进筛子，没有目标的希望，无法存在。
我的情况很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特殊，而且我还相信很多人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况。但是，我的教育的特质赋予了这一普遍现象一个很特殊的特点，使得它看起来像是某种原因引起的自然结果，几乎无法随着时间消逝。
我经常问自己，如果生命必须以这种方式度过，我还能够继续活下去吗，或者一定要继续活下去吗？我通常回答自己说，我觉得很可能无法忍受超过一年时间。
然而至多刚过一半的时候，一小缕阳光打破了我的忧郁。
我当时在读马蒙泰尔的《回忆录》，很偶然地读到有一部分讲述他父亲的去世、家人的哀伤，以及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的他突然间受到的启示，他感觉到，也让家人感觉到他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切——去替代他们失去的一切。
对这个场景和感受逼真的想象震撼了我，我感动得落泪了。
从这时起，我的负担变轻了。
以为所有感情都在内心深处枯竭了的想法给我造成的压力消失了。
我不再绝望，我不是树干，也不是石头。
我好像还有一些能够形成品格的价值，具备追求幸福能力的东西。
从一直存在的、无可救药的悲惨感觉中解脱出来，我慢慢发现，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还能再次给我带来乐趣。我能再次从阳光、天空、书籍、交谈和公共事务中找到快乐，虽不强烈，但是足以让我高兴。而且再一次有了为自己的信念，为公共利益而行动起来的兴奋感，尽管是适度的兴奋。
就这样，阴云慢慢散去了，我重新享受生活的乐趣。尽管复发了好几次，有时还持续好几个月，但是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痛苦。
这段时期的经历对我的观点和性格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首先，它引导我采纳了一个人生理论，和我以前遵循的理论很不一样，与卡莱尔的反自我意识理论倒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当时自然对其闻所未闻。
实际上，我一直坚信幸福是所有行为规则的检验标准，也是生活的目标，从没动摇过。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目标只有在不把它当作直接目标的时候才能实现。
（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他们不以自己的幸福为目标，而是把精力聚焦在别的事物上。聚焦在别人的幸福、人类的进步甚至某种艺术或追求上，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而是把它本身当作理想的目标来追寻。
这样把目标定在别的事物上，他们也顺便找到了幸福。
当我们把生活中的快乐当作附带品，而不是作为首要目标来对待时，它们就足以让生活成为快乐的事情（这就是我现在的理论）。
一旦把快乐作为首要目标，就会很快感觉到它们不够用，也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你一旦问自己是否快乐时，你就不再快乐了。
唯一的办法是把快乐以外的目标，而不是快乐本身作为生活的目标。
让你的自我意识，你的仔细观察，你的自我审问都耗费在那个目标上面吧。另外，如果够幸运的话，你能从空气中呼吸到快乐，不必沉思或考虑，不会在想象中阻止它，或者用可怕的质问让它溃逃。
这个理论现在成了我人生哲学的基础。
对于所有只拥有普通感受能力和享乐能力的人来说，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仍然认为它是最好的理论。
我的观点那时经历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精神文化当做人类福利的一个首要条件。
我不再只重视外部环境的安排以及对人类思索和行动能力的训练。
我现在从经验中得知，被动的感受性也像积极的能力一样需要培养，必须得到滋养、充实以及指引。
我没有片刻忽略或者低估从前看到的那部分真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智育，或者否认分析的能力和习惯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但是，它的有些结果需要通过与其他培养形式结合起来得以修正。
在各种能力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
情感培养成为我伦理和哲学信条中的基本点之一。
任何看上去能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东西都成为我的思想和爱好越来越关注的对象。
我现在开始发现，以前读到或听说的关于诗歌和艺术是人类文化重要传播工具的说法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通过亲身经历开始了解此事，是过了一阵子之后的事了。
我从儿童时代就非常喜欢的有想象力的艺术只有音乐，音乐的最佳作用在于激发热情（在这一点上，它可能超越了其他艺术），在于高度提升品质中已有的高尚情感。而音乐的刺激让这种情感发光发热，尽管这光和热处于顶点的时间很短暂，但在其他时刻用于维持高尚的情感却是很宝贵的。
我经常体验音乐的这种效果。但是，和我所有愉快的情感一样，它在我沮丧的那段时期也中断了。
我曾一次次地从这里面寻求安慰，但是没有找到。
趋势扭转后，我进入到恢复过程，而音乐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远不如以前那般慷慨激昂。
这时，我第一次听了韦伯的《奥伯龙》，它那美妙的旋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仍然容易感染我的快乐的源泉，我因而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这对我很有益。
然而，我觉得音乐带来的快乐（特别是这种纯粹的曲调带来的快乐)会因熟悉而减弱，需要隔一段时间再听，或者不断翻新才能保持，这种想法把音乐带给我的益处削弱了不少。
音乐创作可竭尽性的想法严重地折磨着我，这既很符合我当时的状态，也很符合这段时间我的总体心境。
八度音阶只有五个全音和两个半音，它们只能按照有限的几种方法组合在一起，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很美妙。并且在我看来，这一小部分中的绝大多数也一定已经被人发现了，不可能再有空间让很多人像莫扎特和韦伯一样，创造出完全清新、无比丰富的音乐来。
这种焦虑的源头可能会被认为和勒普泰岛上害怕太阳会燃尽的哲学家类似。
然而，它是和我性格里最好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在我非常不浪漫、毫不可敬的忧虑中能找到的唯一优点。
因为公正地看，我的沮丧是由于我幸福的构成遭到了毁灭，尽管这种沮丧只能被说成是任性的，然而我一直在思考人类总体的命运，并且不能把它和我的命运分开。
我感觉，我人生中的缺点一定也是人生本身的瑕疵。问题在于，如果社会和政府改革家能实现他们的目标，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物质生活都是舒适的，人生中的快乐不再靠努力和艰难来维持的话，快乐是否就不再是快乐了。
我觉得除非可以找到比这更好的为人类的总体幸福而努力的希望，否则我的沮丧就会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能看到这样一条出路，我就应该愉快地看待世界。只要自己参与其中，公平地分享共同的命运，我就满意了。
我的这种思想和情感状态，让第一次（1828年秋天）读华兹华斯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
我是出于好奇才开始读他的诗集的，并没期盼从它那里得到精神慰藉，虽然我之前曾是带着这种希望去读诗的。
在我最沮丧的那段时期，我读了拜伦的全部作品（我当时并不熟悉），想看看一个被认为特别善于抒发强烈感情的诗人能否激起我内心的任何情感。
和预想的一样，我从这种阅读中没得到任何好处，只有坏处。
这位诗人的心境和我的极其相似。
他的诗是消磨掉所有快乐的人的悲叹，他似乎认为，人生对于所有拥有它的美好的人来说一定很乏味无趣，就像我对人生的感觉一样。
他的《哈罗尔德》和《曼弗雷德》带有和我一样的负担。以我当时的心境，也无法从他的《异教徒》的强烈感官激情中，或者《拉腊》的忧郁中得到任何安慰。
拜伦完全不适合我的情形，华兹华斯却正好适合。
两三年前，我浏览了《漫游》，几乎没什么收获。如果这时候读的话，很可能还是收获很少。
但是1815年两卷版的诗集中各种各样的诗歌（在诗人的人生晚期，这本诗集没有受到赏识），正好是那个特殊时刻满足我精神需求的东西。
首先，这些诗强有力地触动了我最强烈的一种快乐情感，即对乡村事物和自然风光的热爱。不仅我人生中的很多快乐都得益于它，就是最近我从最长时间的沮丧中解脱出来，也得益于它。
在这乡村美景的力量下，我打下了欣赏华兹华斯诗歌的基础。此外，他描述的风景大部分在山间，而我年轻时曾在比利牛斯山脉旅行过，所以他描写的是我理想的自然美。
但是，如果华兹华斯只是把自然风景的美丽图画呈现在我面前，那他根本就不会对我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司各特在这上面比华兹华斯做得还要好一些，而非常普通的风景要比任何诗人更有效。
华兹华斯的诗歌之所以是治疗我心情的良药，是因为它们不仅表达了外部美，还表达了内心感觉的状态以及在美的刺激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思想状态。
它们似乎就是我寻求的情感陶冶。
从它们那里，我似乎找到了内心喜悦、和谐和有想象力的快乐的源泉，这个源泉可以由整个人类分享。它与斗争或者瑕疵毫无联系，但是人类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每次改善都能使它变得更丰富。
从它们那里，我似乎得知了，当生活中所有大不幸都被排除的时候，什么会是幸福的永久源泉。
在它们的影响下，我立刻感觉更好了，更高兴了。
当然，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比华兹华斯更伟大的诗人。但在当时，感情更深刻、更崇高的诗歌也不能像他的诗歌那样影响我。
我需要有人让我感觉到宁静的思索中有真实持久的快乐。
华兹华斯教会了我不仅不需要逃避人类的共同感情和共同命运，反而应对其兴趣大增。
这些诗歌给我带来的快乐证明了只要有这种陶冶，最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也没什么可怕的。
在这些诗歌的最后，出现了著名的“颂歌”，被人错误地称为柏拉图式“不朽的暗示”。其中，除了比他平时更甜美的旋律和节奏以及常被引用的两段宏大但哲理肤浅的意象之外，我还发现他也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他也感觉到年轻人享受人生的最初新鲜感不会持久，但是，他用现在他教我的这种方法寻求并得到了补偿。
结果我慢慢地但却彻底地从我习惯性的沮丧中解脱了出来，再也没有遭受过它的折磨。
我一直重视华兹华斯，主要是因为衡量了他为我所做的这些而非其内在价值。
和最伟大的诗人相比，可以说他是没有诗人气质的诗人，但是他拥有从容和喜爱沉思的风格。
而无诗人气质正好是需要用诗歌陶冶的气质。
华兹华斯远比其他本质上更像诗人的诗人适合给予这种陶冶。
这样的结果是，评价华兹华斯的优点成为我第一次公开宣布新思维方式，并与我那些没经历类似变化的同伴疏远的诱因。
在此类问题上，我当时最习惯和罗巴克交换意见，我劝他读华兹华斯，他起先似乎也觉得华兹华斯很值得钦佩。但是我和大多数华兹华斯的追随者一样，强烈地抵制拜伦，既反对他的诗，也反对他对人们性格的影响。
相反，作为行动派和奋斗派的罗巴克非常欣赏，也特别崇拜拜伦，他认为拜伦的作品是人类生活的诗歌，而华兹华斯的作品在他看来都是关于花朵和蝴蝶的。
我们同意在辩论学会公开辩论，因此我们两个晚上都在那儿讨论拜伦和华兹华斯相形之下的优点，各自背诵冗长的诗歌理论并举例来说明这些优点。斯特林也用一个精彩的演讲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理论。
这是罗巴克和我在有分量的问题上第一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从这时起，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接下来几年我们仍是朋友。
起初，我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感情熏陶。
罗巴克在很多方面与边沁主义者或者功利主义者的流行看法非常不同。
他很热爱诗歌以及大部分优秀艺术。
他特别喜欢音乐、戏剧表演，尤其是绘画，他自己设计、描绘的风景画很流畅，很美。
但是他从来都不明白这些东西对性格的形成有何等帮助。
就个人而言，他不像人们想象的功利主义者那样缺乏感情，他的感情非常敏锐，非常强烈。
但是，和大多数有感情的英国人一样，他发现自己的感情非常碍事。
与快乐的共鸣相比，他更容易受到痛苦的共鸣的影响，因此他在别处寻找快乐，希望自己的感情变迟钝，而不是敏锐。
确实，英国人的性格和英国的社会环境使得英国人基本不可能从表达共鸣中得到幸福。因此如果共鸣在英国人的人生规划中无足轻重的话也不足为奇。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共鸣作为个人幸福的要素是极为重要的，是人们都习以为常的真理，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声明。但是，似乎大多数英国思想家为了使人们的行为仁慈而慈悲，都把它当作不可避免的灾祸。
罗巴克就是这种英国人，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他几乎看不到任何感情熏陶的好处，完全看不到通过想象培养感情的好处，他认为这只是在培养错觉。
我徒劳地劝说他，如果想法构思得生动就会激发我们富有想象力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幻想，而是事实，像物体的任何其他性质一样真实。在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中这种感情绝不意味着错误和幻想，而是与该事物所有物质的、精神的规律及关系的最精确的了解以及最完美的实践认知相一致的。
对落日染红了晚霞之美的最强烈的感情，不会阻碍我知道云是水蒸气，知道它遵从所有处于悬浮状态的水蒸气的定律。我同样会一有机会就考虑这些自然规律，并依照这些规律行事，就好像我不能察觉美和丑的任何区别一样。
我和罗巴克越来越疏远了，却开始和协会里面我们柯尔律治派的对手——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和约翰·斯特林——走得越来越近，两人后来都很出名，前者是由于他的著作，后者是由于黑尔和卡莱尔给他写的传记。
这两个朋友中，莫里斯是位思想家，而斯特林是位演说家，还是热情洋溢的思想评论员，当时他阐述的思想几乎全都是莫里斯为他塑造的。
有一阵子我曾通过艾顿·图克与莫里斯相识（他们俩是在剑桥认识的），尽管我和他之间的讨论几乎总是争论，但我还是从中得到很多东西，帮助构建我的新思想，就像我那些年读柯尔律治、歌德和其他德国作家的著作受益很多一样。
我非常尊敬莫里斯的品格和意志，还有他伟大的智力天赋，与我很乐意能给予他的称赞相比，如果我说了些可能不足以显示他的杰出的话，那也不是我情愿的。
但我总觉得，莫里斯比我任何同辈人浪费的智力都要多。
当然，也几乎没人有那么多可以浪费的智力。
他有强大的概括能力，罕见的独创性和辨别能力，能广泛地领悟重要却不明显的真理，但他没有用来在伟大的思想主题上提出更好的东西，以代替大量无价值的陈腐观点，而是用来向自己证明，英国国教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那些真理——教会和正统观念因它们而受到攻击（其中有很多他和别人看得一样清楚）——不仅和三十九信条一致，而且在这些条款中这些真理被理解和阐释得比任何反对它们的人做得都好。
对此我从来都没能找到任何其他解释，除了把它归因于良心上的胆怯和性格上的天生敏感，这经常迫使天赋极高的人接受天主教，因为与他们从自己的判断得出的独立结论相比，他们需要更稳固的支持。
任何认识莫里斯的人，都永远不会想要把更庸俗的胆怯归咎于他，即使他没有通过采取和一些通常被认为正统的观点最终爆发冲突，并发起高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以此向公众证明自己没有这种胆怯。
从精神角度来看，与他最类似的人物是柯尔律治，不去看诗歌天赋，仅从智力上讲的话，我想他明显比柯尔律治更出众。
然而这时，他可能会被描述为柯尔律治的追随者，而斯特林则被描述为柯尔律治和他的追随者。
我的旧观点正在经历的改变给了我一些与他们接触的机会。莫里斯和斯特林两人都对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和斯特林很快就成了密友，我对他比曾经对任何人都更加热爱。
他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他性格坦率，热忱，深情又开朗。热爱显现于最高尚和最平凡东西中的真理。他的性情慷慨大方，热情洋溢，这也给他所采纳的观点染上了冲动的色彩，但是正如他会向他认为的对方的错误开战一样，他也能公平地对待所反对的学说和人，他给予自由和义务这两个基本点同样的热爱，他结合了这么多优秀品质，不仅吸引了我，还吸引了所有像我一样了解他的人。
他思想开明，胸襟开阔，因此超越了当时我们观点之间的巨大分歧，并和我成为朋友，他一点都不觉得困难。
他告诉我他和别人是怎么看我的（道听途说的消息），他们觉得我是“人造的”或机器制造的人，身上刻着别人的观点，而我只能机械地复制。但当他和我讨论华兹华斯和拜伦的时候，发现华兹华斯以及这个名字意味着的一切像属于他和他的朋友一样也“属于”我时，他的感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健康的衰退很快打碎了他所有的人生规划，迫使他住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因此，在我们认识了一两年之后，我们只能间隔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面了。
但是（就像他在给卡莱尔的某封信中说的），我们见面的时候就像兄弟一样。
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造诣很深的思想家（从思想家这个词的完整意义来讲），但他思想开阔，而且在勇气上远远超过莫里斯，这让他超越了莫里斯和柯尔律治对他智力上的支配。尽管他直到最后还保持着对这两个人强烈但有判断的崇拜，尤其是对莫里斯是种热烈的喜爱。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那一段很短暂的时间他错误地成为牧师之外，他的思想一直都在进步，每次在间隔一段时间后见到他时，他似乎总能让我看到这种进步，这让我把歌德评价席勒的话用在他身上，“他的进步真的是突飞猛进”。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两人思想上的距离几乎像两极一样远，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总是在缩小。我向着他的某些观点靠近了，他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也经常越来越接近我的好几个观点。如果他还活着，健康和精力还允许他不断地刻苦自学的话，真不知道这种自然的同化会进行到什么程度。
1829年以后，我不再出席辩论学会。
我已经作了足够多的演讲，很高兴去继续我的自学和沉思，而且不需要立刻公布它们的结果。
我发现自己以前学来的观念结构在很多新地方垮掉了，但我从来不允许它破碎，而总是忙着重新编织。
在我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从来不会满足于困惑和疑虑的状态，即使这么短的时间也不行。
在接受任何新观点时，只有调整好它和我的旧观点的关系，并确定它在修改或取代旧观点的时候到底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之后，我才能安心。
在为边沁和我父亲著作中的政府理论辩护时我经常必须面对的一些冲突，以及对其他政治思想学派的了解，使我意识到那个自称政府概论的学说本应腾出空间说明但却没有说明的很多事情。
但是到那时为止，我仍然认为这些事情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时要作的修正，而不是理论本身的缺陷。
我觉得，政治学不应该是特定经验的科学。有人谴责功利主义理论不是44理论，谴责它用一般性的推理得出理论，而不用培根的实验方法，这显示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培根原则和实证研究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当口上，《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麦考利攻击我父亲《论政府》的著名文章。
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多。
我知道麦考利的政治学逻辑的观念是错误的，他支持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待政治现象，反对用哲学方法；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他的哲学探讨观念可能和开普勒的一致，但会排除牛顿和拉普拉斯。
然而我还是感觉到，尽管他的语气不得体（后来作者对这个错误作了非常充分、可敬的改正），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对父亲的好几处责难还是有道理的。父亲的前提的确太狭窄了，只包含了政治学中的重要结论所依据的一小部分普遍真理。
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是善政依赖的唯一条件。这种利益一致也不能仅通过选举制度得到确保。
我根本不满意父亲处理麦考利的批评的方式。
他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通过说“我不是在写一篇政治学的学术论文，我是在为议会改革作论证”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他认为麦考利的论证完全不合理，是对推理才能的攻击，也例证了霍布斯的一句名言：当理性无视人的时候，人也会无视理性。
这让我觉得，与我先前认为的相比，父亲的哲学方法观念应用在政治学上确实存在更根本性的错误。
但是起初，我并没有看清楚错误可能是什么。
最后，我在学习其他东西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
1830年初，我开始把逻辑学的一些观点写下来（主要是术语区分和命题意义），都是在之前提到的上午交谈中提出来的，有一部分也是那时解决的。
确保这些想法没有丢失之后，我继续努力探索这个主题的其他部分，试试看能不能更进一步全面地整理逻辑学的理论。
我立刻抓住归纳法这个问题，暂时搁置推理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先获得前提，然后才能从前提进行推理。
目前，归纳法主要是寻找导致结果的原因的过程。在试图弄清楚自然科学中追踪原因和结果的方法时我很快发现，在更完善的科学中我们通过对特殊性的概括，形成了逐一考虑原因的趋势，然后从那些单独的可能性向下推论，找出同样的原因结合起来引起的结果。
然后，我问自己，这个推论过程的最终分析是什么？普通的三段论的理论显然没有给出解释。
我的做法（从霍布斯和我父亲那里学的）是用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具体例子，学习抽象的原理，我想起来动力学里的力的合成对我正在研究的逻辑过程来说是最完美的例子。
因此，我去研究大脑在应用力的合成原理的时候究竟在做什么，结果发现它只是在进行简单的加法。
它把一种力量的单独作用加在另一种力量的单独作用上。
但是，这个过程合理吗？
在动力学以及物理学的所有精确分支里面，是合理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比如化学，就不合理了。那时我回想起来，在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汤姆森《化学系统》的引言中，提到过跟这个类似的情况，并指出这是化学现象和机械现象的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立刻让我弄清了政治哲学中让我困惑的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明白了，一门科学要么是演绎的，要么是实证的，这取决于其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原因联合造成的结果和分开造成结果的简单相加是否相同。
因此，政治学一定是门演绎的科学。
这样看来，麦考利和我父亲都错了。前者把政治学中哲学探讨的方法等同于化学中纯粹的实验方法，而后者尽管采用演绎法是对的，但是选择了错误的演绎法，没有采用适当的自然哲学的演绎法分支，而是选择不适当的纯粹几何学的演绎法分支，这根本就不是因果关系的科学，不需要也不容许对结果作任何概括。
这为我后来出版的《论伦理学的逻辑》一书中的主要章节打下了思想基础。我对自己的旧政治信条的新立场现在也非常明确了。
如果问我用哪种政治哲学体系代替了已经放弃的哲学，我的回答是没有体系，只是一个信念，相信真正的体系远比我之前知道的更复杂，更多面，它的职责在于提供原则，从这些原则中可以推导出适合任何特定环境的制度，而不是提供一套模范制度。
欧洲思想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那些19世纪反抗18世纪的思想，现在正在向我涌过来。
这些思想来自各个方向：柯尔律治，我甚至在信念改变前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读他的作品了；与我有私交的柯尔律治派的人；我读过的歌德的作品；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和《外国评论》上的早期文章，尽管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些文章中除了愚蠢的狂言什么都没看到（我父亲到最后也什么都没看到）。
从这些思想来源以及当时我一直熟读的法国文学中，我得出一些看法，它们的重要性由于欧洲思想家的观点被完全颠倒而显现出来，尤其是以下这些：人类大脑对可能的进步有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之内，有些事情必须先于另一些事情，这种秩序可以由政府和公众指导人员进行一定的修改，但修改是有限度的。政治体制的所有问题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仅会有而且应该有不同的体制。政府要么就在社会上最强大的力量手里，要么就会传递到它的手里，至于那个力量是什么，不取决于制度，制度反而要取决于它。任何广义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都假定先前有一个人类进步的理论，这和历史哲学是一样的。
这些大体上正确的观点被现在经常和我交换意见的思想家们以夸张、曲解的方式所持有，并且他们像一般的保守派一样，忽视了18世纪的思想家看到的那一半事实。
尽管我在进步的某段时期也有一阵子低估了那个伟大的世纪，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反对它，而是像对待真理的那一面一样，紧紧坚持真理的这一面。
19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斗争让我想起盾牌的战争，它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
我惊讶于战士们互相猛攻时所带有的盲目愤怒。
我把柯尔律治很多关于半真理的名言用在他们身上，以及柯尔律治本人身上。我此时最愿意把歌德的“多面性”策略当成我自己的策略。
与其他作家相比，最能使我认识到一个新政治思考方式的作家，是法国的圣西门学派。
1829年和1830年，我了解了他们的一些作品。
当时，他们还处于思索的初期阶段。
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装扮成一种信仰，也没有构思社会主义方案。
他们只是刚开始质疑世袭财产的原则。
我绝对没有准备追随他们，即便只是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第一次呈现给我人类进步自然顺序的连贯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们把所有历史划分成建制时代和批判时代。
在建制时代，（他们说）人类深信不疑地接受一些积极的信条，为他们的所有活动寻求权力，并或多或少地容纳真理和调整以适应人类的需求。
在这一信条的影响下，他们实现了和信条兼容的所有进步，并最终舍弃了它。这时，另一个充满批判和否定的时代来临了，在这个时代，人们失去了他们旧的信念，而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全面的或权威的信念，只是坚信旧的是错的。
希腊和罗马多神教的时代，在受过教育的希腊和罗马人真正信仰它的时间内是个建制时代，接下来是希腊哲学家的批判或怀疑时代。
另一个建制时代是应基督教而生的。
相应的批判时代从宗教改革开始，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一个新的建制时代以更先进的信条取胜开始之前，这一时代不会完全停止。
我知道这些观点并非独属于圣西门学派；相反，它们是整个欧洲的财富，或者至少是德国和法国的。但是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像这些作家那样把它们全面系统化，也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强有力地提出批判时代的显著特征。因为那时，我还没读过菲希特的演说集《当代特征》。
我确实发现卡莱尔激烈地谴责“无信仰的时代”和如今这样一个时代，我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一时代是支持旧的信仰模式激昂的抗议。
但是这些谴责中所有正确的东西，我认为圣西门学派的人陈述得更冷静，更有哲理性。
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我也发现有一本远比其他的更出众。在这本书里面，总体的观点被展开得更明确，更有启发性。
这就是奥古斯特·孔德早期的一个作品，他当时称自己是圣西门的弟子，甚至在扉页上公开这样宣布。
在这个小册子里，孔德先生首次提出了他后来加以详细阐述的学说，即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有三个阶段的自然演替——首先是神学的，接下来是形而上学的，最后是实证的阶段。他主张社会科学也必须受相同规律的支配。封建制度和天主教制度是社会科学神学状态的最后阶段，新教是形而上学阶段的开始，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是它的结束，但实证阶段尚未到来。
这个学说和我现有的观念很一致，似乎还显示出了科学性。
我已经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政治学的合适模型。
但是，这时我从圣西门学派和孔德提出的一连串思考中得到的主要益处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了解了一个过渡时代的特征，不再把这样一个时代的道德和思维特征误认为是人类的正常属性。
透过当代喧哗的争论和通常很软弱的信念，我期望未来会结合批判时代和建制时代最好的特性：思想上无拘无束的自由，以及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个人所有行为方式的极大自由。但是，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以及什么是有害的信念，已经通过早期教育和一致的情感深深地铭刻在了感觉之上，并稳固地植根于理智和人生的真正需求中，它们不会像以前和现在所有的宗教、伦理和政治信条一样，需要定期地被抛弃和取而代之。
孔德先生很快离开了圣西门学派，有许多年我都没有看到他和他的作品。
但是我继续与圣西门学派的人交朋友。
他们的一个最热情的拥护者，古斯塔夫·艾希塔尔先生，一直在告知我他们的进展，他当时在英国呆了挺长一段时间。
1830年，他把我介绍给他们的领袖巴扎尔和昂方坦。只要他们持续公开发表教义，继续宣传改变宗教信仰，我就会读他们写的几乎所有东西。
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由主义普遍理论的批评有很多是重要的实情。部分由于他们的作品，我注意到旧的政治经济学价值非常有限，只是暂时性的，它把私有制和继承看成不能废止的事实，把生产和交换自由看成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
圣西门学派逐渐阐明的方案是这样的：社会上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管理将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每一个人都必须分担一定量的劳动，不管是思想家、教师、艺术家，还是生产者，都按照他们的能力分类，按照劳动量分发报酬，在我看来这个方案远比欧文对社会主义的描述更出众。在我看来，他们的目标可取，合理，尽管他们的方法可能不灵。虽然我既不相信他们的社会机器的实用性，也不相信它能有利地运转，但我觉得，宣布这样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往往会为努力促使目前这样一种构建的社会更接近某种理想标准的人指明一个有益的方向。
我最尊敬他们的地方，正是别人贬低他们的地方——勇敢、毫无偏见地对待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所有伟大的社会制度中都需要比目前有更多重大的改变，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家敢于触碰这个问题。
在宣布男女完全平等，宣布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全新秩序上，圣西门学派和欧文、傅立叶一样，有资格被后人感激和记住。
叙述我这段时间的生活的时候，我只详细说明了一些新感想，在那以后，这些感想在我看来都是我思考方式确切进步的转折点。
但是，在那几年过渡期里，我思考了许多问题，仅选择这么几点，对我的思考量说明得非常不充分。
确实，这些思考的很大一部分在于重新发现众所周知的东西，而它们也是我之前怀疑或者忽略的东西。
但是，这种重新发现对我来说是种新发现，让我完整地拥有真理，不是传统的陈腔滥调，而是从头到尾全新的真理。而且，这种发现几乎总能给真理带来一些新的角度，通过这种角度，新真理与我早期观念中不广为人知的真理达成一致，并似乎在修改它们的时候肯定了它们，而对这些早期观念中的真理的重要部分，我在任何时候都没动摇过。
我所有的新思考只是把这些真理的基础打得更深，更牢固，同时还经常移除贬低它们作用的观点里的误会和混乱。
例如，后来在我的沮丧几次复发时，所谓的哲学必然性的理论像梦魇一样压在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科学地证明了就是先前环境下无助的奴隶；好像我和其他所有人的性格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塑造的，完全在我们的掌控能力之外。
我经常对自己说，如果我能不相信环境决定性格这一学说的话，将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想起福克斯对抵抗政府学说的愿望，即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国王忘记，也不要被臣民记住，我说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必然性理论只适用于别人的性格，而不相信也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性格的话，将是件幸事。
我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终于慢慢从里面看到了眉目。
我意识到，必然性这个词，作为应用于人类行为上因果学说的名称，带有使人误解的联想，这个联想就是我以前经历的沮丧和无助的原因。我明白了，尽管我们的性格是环境决定的，但是我们自身的渴望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那些环境。自由意志学说里真正令人振奋和崇高的地方，在于坚信在自己性格的塑造上我们有真正的控制力。坚信通过影响周围的一些环境，我们的意志能改变我们未来的习惯或能力。
所有这一切都和环境学说完全一致，或者说就是环境学说，只是这次得到了正确的理解。
从那时起，我在自己脑海里清晰地区分了环境学说和宿命论；完全抛弃了必要性这个易误解的词。
我现在第一次正确理解了这个理论，它不再令人沮丧，除了我的精神痛苦减轻了之外，我也不用再承受认为一个学说是正确的，而相反的学说也对精神有益这个重担之苦，这个担子对于一个志在成为思想改革家的人来说是那么的沉重。
把我从这个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思路，在我看来，在之后的那些年，也适合为其他人提供相似的服务。现在，它成了我的《逻辑学体系》尾卷中“论自由和必然性”那一章。
此外，在政治学上，尽管我不再承认《论政府》中的学说是个科学的理论；尽管我不再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完美的原则，而把它看成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问题；尽管我现在更把政治制度的选择看作是道德和教育的问题，而不仅是物质利益的问题，我认为它应该主要由以下考虑决定，即生活和文化中的何种重大进步是相关的人们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什么制度最有可能促进这种发展。然而，我的政治哲学前提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符合时代和国家需要的实际政治信念。
我仍然是个激进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对欧洲来说如此，对英国尤是如此。
我认为，在英国宪法中，贵族阶层、贵族和富人的优势是值得尽一切努力摆脱的罪恶。不是由于税金或任何类似的小麻烦，而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巨大的腐化力量。
说它腐化，首先是因为，它把私人利益置于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滥用立法权力为统治阶级谋利益，从而使政府行为变成低级的公共不道德的样板。
其次，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大众的尊敬主要缚在了社会当时状态下的权力通行证上。在英国的制度下，财富——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后来获得的——几乎是政治影响力的唯一源泉。财富以及财富的标志，几乎是唯一真正受人尊敬的东西，也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
我想，只要上流阶层和富有阶层掌握政府权力，教育民众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与其私有利益相悖，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们更有力量摆脱压迫。但是，如果民主政治获得较大的，也许是主要的控制力，那么富裕阶层就可能会有兴趣促进他们的教育，以期避开真正麻烦的错误，尤其是那些会导致不公平地侵害财产的错误。
由于这些原因，我不仅一如既往地热心拥护民主的制度，还真心希望欧文主义者、圣西门学派和所有反财产的学说能够在贫穷阶层中广泛传播。不是说我认为这些学说正确，或者希望人们按照它们行动，而是这样可能会让上流社会看到，没受过教育的穷人比受过教育的更值得害怕。
法国七月革命时我的心境就是这样的。
它激起了我最大的热情，可以说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
我立刻去了巴黎，被介绍给拉斐德，为我后来与极端民主党派好几个活跃的领袖保持交往打下了基础。
回来以后，我以作家身份，热心地加入了当时的政治讨论。由于格雷勋爵内阁的组成以及《改革法案》的提议，讨论很快变得更加令人兴奋。
接下来几年，我为报纸写了大量的文章。
差不多这时，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检察报》写政论的方布兰克，成了这个报纸的所有者和主编。
人们到现在也不会忘记，在格雷勋爵内阁期间，方布兰克是带着什么样的魄力和才干以及杰出的智慧坚持办报的，也不会忘记《检察报》作为激进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在报界获得的重要性。
这个报纸出色的特质全都是方布兰克自己的文章所赋予的，几乎占了该报所有原创作品的四分之三。但是另外的四分之一，我那些年的投稿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有关法国问题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我写的，包括每周一次的法国政治总览，这些文章经常写得很长。还有很多社论，评论一般政治、商业和财政立法以及我感兴趣又适合报纸刊登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偶尔的书评。
仅仅就当时的事件和问题写报纸文章，提供不了发展任何总体思考方式的机会。但是在1831年初，我尝试在以《时代的精神》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具体地表达我的一些新观点，尤其是要指出当代特征中的畸形和罪恶，它们是从一个已经破败的观念体系过渡到另一个尚在形成中体系时的显著特征。
我认为这些文章风格拖沓，不够活泼鲜明，在任何时候都难让报纸的读者接受。但是，即便他们更有吸引力，这些讨论的时机仍然不对，完全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伟大的政治变革即将发生，吸引了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
我知道它们只对卡莱尔产生了影响，他当时住在苏格兰一个偏僻的地方，独自一人读了这些文章后，他对自己说（正如之后他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个新神秘主义者”，那年秋天去伦敦的时候，他就打听它们的作者是谁。这次打听是我们私下里成为好朋友的直接原因。
我已经提到过，卡莱尔的早期作品是促使我扩展早先狭隘信念的因素之一。但是我认为，单凭那些著作永远也不会对我的观点有任何影响。
作品中包含的真理，尽管跟我从其他地方接受到的一样，但是表现形式比其他真理都更不适合进入一个受过我那种训练的大脑。
它们似乎是模糊的诗歌和德国式的形而上学，里面唯一清晰的东西就是对作为我思考方式基础的大部分观点的强烈敌视。如宗教怀疑主义、功利主义、环境学说，以及对民主、逻辑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任何重视。
起初，我并没有从卡莱尔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只是随着我通过更适合我心理框架的媒介看到相同的真理时，我才从他的著作中辨别出这些真理。
他提出真理时所带有的奇妙力量当时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但是，他的作品给我的益处，不是作为哲学教导我，而是作为诗歌激励了我。
即使到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我的新思考方式也还不够先进，无法充分欣赏他的作品。一个证据就是他给我看他刚刚完成的最好、最伟大的作品《衣裳哲学》的手稿时，我还读不懂。然而，差不多两年后，它发表在了《弗雷泽杂志》上，我再读的时候就带着热烈的崇拜和最强烈的喜悦了。
我们观点中的重大分歧并未阻止我追随卡莱尔，与他交朋友。
他很快发现，我并不是“另一个神秘主义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我给他写了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我所有他最不喜欢的观点，他回复说，我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至今还不是自觉的神秘主义者”。
我不知道他到什么时候不再期盼我注定会成为神秘主义者。但是，尽管我们两个人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思考方式并没比我们认识的最初几年更靠近一些。
然而，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评价卡莱尔的工作。
我觉得他是个诗人，而我不是；他是个富有直觉的人，而我不是。同样地，他不仅能在我之前很久就明白很多东西，而我只能在别人把它们指出后才蹒跚跟随并去证明，而且他能明白的很多东西很可能即使在被指出来后，我仍然不明白。
我知道我无法了解他在想什么，也永远不能肯定能看透他。我从不相信自己能明确地评价他，除非有一个远比我们两人都更出众的人给我解释以后才可以——那个人比他更有诗才，比我更有思想——这个人在思想和性情上要远远比他更丰富。
在我很久以前就认识的有识之士中，现在和我一致意见最多的是年长的奥斯丁。
我提到过，他总是反对我们早期的宗派主义。后来，他和我一样受到新的影响。
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现在的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学教授之后，为了讲课做研究而在波恩住了一段时间。德国文学、德国人性格和社会状态的影响，使他的人生观产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他的性情温和了很多，没那么好斗爱争辩了，他开始转向爱好诗歌和沉思。
他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重视外部变化，除非与此同时，内部性情也得到更好的陶冶。
英国人的生活普遍很自私，缺乏宽广的思想和无私的愿望，还有英国所有阶层热衷的卑微目标，他都特别讨厌。
即便对英国人关心的那种公共利益，他也不太瞧得起。
他认为，普鲁士君主政体比英国的代议制政府实行了更多实际的善政（这是真的），更关心所有阶层人民的教育和思想进步。和法国《经济学人》的观点一样，他认为真正确保善政的是“见多识广的民众”，不一定是民主制度的成果。但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也能有这些人的话，他们就会比这种制度更能发挥作用。
尽管他赞成《改革法案》，但他还是预言，在治理上它不会产生很多人期盼的那种重大的直接的进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他说，这个国家不存在能做这些伟大事情的人。
不管在他采纳的新观点上，还是在他保留的旧观点上，我和他之间都有很多共鸣。
和我一样，他一直都是个功利主义者，他热爱德国人，喜欢他们的文学，但他从来都没有接受先天原则的形而上学，一点都没有接受。
他日益培养出一种德国信仰，一种诗歌和感觉的信仰，但明确的信条却很少（如果有的话）。而在政治上（这是我和他最不同的地方），他不关心大众制度的进步，几乎是轻视它。但是他很高兴地看到，要迫使权力阶层去教育民众，并让他们记住永久改进他们物质条件的唯一真正的方法是限制他们的数量，社会主义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时，他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完全把社会主义当作进步的最终结果。
他非常蔑视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性普遍原则”，并坚持那些历史和日常经验提供的“人性的非凡适应性”的证据（这个短语是我在某处从他那里借用的）。他还认为，即便在社会和教育影响的开明指导下，也不可能给可能会在人类身上展现的道德能力设下任何绝对的限度。
我不知道他是否直到生命的尽头还保持着这些观点。
当然，他晚年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最后出版的作品，从总体特征上看比这时更加保守。
我现在觉得自己和父亲的思考和情感风格相差很远。真的比双方都进行全面平静的说明和斟酌后能看出来的在现实中存在的差别还要大。
但是，不能期待我父亲会平静、全面地解释学说的基本要点，至少不会和一个在他看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他的标准的人这样解释。
幸运的是，在当前的政治问题上，我们几乎总是强烈的一致，而政治问题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占据了他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事情，我们谈得很少。
他知道，他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我自主思考的习惯，让我有时会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他时常觉察到我不总是告诉他我们的观点怎么不同。
我知道，讨论我们的分歧不会对我们两个有任何好处，只会产生痛苦；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些分歧，除非他表达一些与我不一致的观点或感觉的方式，让我觉得如果保持沉默就会显得无诚意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我还应该谈谈这些年我写的东西，除了给报纸的投稿之外，还有很多。
1830年和1831年，我写了五篇论文，后来以《论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未处理的问题》的书名出版，除了在1833年的时候我改写了第五篇的一部分外，其他的基本和现在见到的一样。
写这些论文的时候没打算要立刻发表。几年后，当我把它们拿给一位出版商时，却被他拒绝了。
1844年《逻辑学体系》一书成功后，它们才得以发表。
我也继续思考逻辑学这个主题，和前人一样，对于通过一般的推理就能发现新真理这个似乎矛盾的观点，我也很迷惑。
至于事实，则毋庸置疑。
就像所有的推理都可以分解成三段论法，在每个三段论法中，结论实际上包含和隐含在前提里面，这没什么可怀疑的。
结论被这样包含和隐含着，怎么能是新真理。几何学的定理，表面上看与定义和公理如此不同，怎么会包含在它们里面。我想，这个困难是谁都没有充分感觉到的，也还没有被成功解释清楚过。
惠特利和其他人提供的解释尽管可以让人暂时满意，但在我心中总是还有一团迷雾笼罩在这个问题上。
终于，在第二遍或第三遍读杜格尔·斯图尔特第二卷中论推理的章节时，我在每个点上都提问自己，并且尽可能地把书中提出的每个思想主题追查到底，我突然想起他说过在推理中用公理，我记得以前没注意过，但是现在，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仅公理可以用在推理中，而且所有普通的命题都可以，这似乎是解开整个困惑的关键。
这个萌芽发展成了三段论的理论，在《逻辑学体系》的第二卷里提了出来。
通过把它写下来，我迅速把这个理论确定了下来。
现在，我更加希望能创作一部新颖、有价值的逻辑学作品，我从以前粗糙、不完善的手稿着手，开始写第一卷。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成了随后的论文中相应部分的基础。只是不包括后来加上去的《类别理论》，那是我草拟第三卷最后几章的题目碰到困难时想出来的，要是没有类别理论这些困难就无法解决。
在我现在到达的这个关头上，我停了下来，一停就是五年。
我已经到了极限了。此时，我无法写出任何让人满意的关于归纳法的文章。
我继续读任何看起来有希望为归纳法提供一线光亮的书籍，尽量利用它们的成果。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找到任何能给我提供非常重要思路的东西。
1832年，我在《泰特杂志》的第一辑上写了好几篇文章，还给一个叫《法学家》的季刊写了一篇，这本季刊是由一帮朋友创立并经营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律师和法律改革家，我和其中好几个很熟。
这里说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国家在社团和教会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现在被收录进《论述和讨论》。我发表在《泰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货币骗局》也收录在这里面。在这些文章之前，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没有足够永恒的价值使得它们值得再版。
我至今仍然认为，《法学家》上的那篇文章，对于国家在基金机构上权利的论述非常完整，表明了我的观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跟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坚决支持所有捐款都是国家财产的学说，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支配这些捐款；另一方面，我不像过去那样谴责捐款本身，还建议用它们偿还国家债务。
相反，我极力强调为教育设立基金条款的重要性，教育不能仅依靠市场需求，也就是说不能仅依靠普通父母的了解和眼力，而是要计划好，设立并保持较高的教育标准，比商品购买者自发要求的标准还要高。
所有这些见解都在我后来的整个思考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和加强。
第六章 最珍贵友谊的开始 父亲去世1840年前的著作和其他活动
在我思想进步达到目前这一水平的时期，我得到了一位女士的友谊，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和最大的幸事，我为人类进步努力做的所有事情，或者希望今后实现的事情中，有一大部分也是源于这段友谊。
我第一次被介绍给这位女士是在1830年，那时我25岁，她23岁，做了20年的朋友后，她答应做我的妻子。
这延续了我家和她丈夫家的老交情。
她丈夫的祖父住在纽因顿格林，与我父亲是邻居，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被邀请到这位老绅士的花园里玩。
他是一位典型的老派苏格兰清教徒：严厉，简朴，有威严，但是对小孩子很亲切，这种人会给孩子们留下长久的印象。
尽管和泰勒夫人认识好几年后我和她才成为很亲密或者彼此信任的朋友，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敬佩的人。
这不是说，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年龄的她就具备后来她所达到的水平，这对任何人都不可能，尤其对她而言。
对她来说，自我改进，取得最高的、所有可能的进步，是她天性的规律；追求进步的热情和能力的自然倾向，必然使她把自己的每一个印象或每一次经验都变成增加智慧的源泉或机会。
按照公认的女性天才的标准，在我第一次见她时，她那丰富而坚强的性格就已绝大部分展现了出来。
从她的外表来看，她美丽，机智，与她接近的人都能感觉到她那天生与众不同的气质。从内心来说，她有深切、强烈的感情，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才智，有突出的、爱思考的诗人般特质。
她很早就结婚了，丈夫正直，勇敢，可敬，观点开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不具有成为她的伴侣所需的智力或艺术品味——不过却是位可靠、亲爱的朋友，她一生都很尊敬他，对他有强烈的感情，当他去世时，她悲痛欲绝。由于社会对妇女的限制，她无法把强大的自我才能充分运用于外界活动中。她生活在内心沉思中，只有在与一小圈子朋友进行亲密交流时才有所变化。在这些朋友中，只有一位（早已过世了）是天才，或者说具有和她相似的感觉或智力才能，但是所有朋友也都或多或少与她具有相似的情操和见解。
我有幸被这个圈子接纳，很快便察觉到，她综合具备我所认识人的所有品质，而这些品质，任何一样都足以让我欣喜若狂。
她完全不相信迷信（包括把虚假的完美归因于大自然和宇宙的秩序），热切地反对那些仍然属于社会既定构造的东西，这并不是源于高智商，而是源于尊贵、高尚的情感力量和非常可敬的天性。
在一般的精神特性及性情和条理性上，我经常把当时的她比作雪莱。但是，在雪莱短暂的人生中，他所发挥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才能，和她最终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非常大。不论在思索的最高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太重大的实际问题上，她的头脑都是完美的工具，总是能刺入问题的心脏和脊髓，抓住本质的概念或原则。
与她丰富的感受力和智力一样，她行动起来同样精确迅速，加上她在感觉和想象力上具有的天赋，使她足以成为一个造诣极高的艺术家。
而她热烈、慈爱的灵魂和有说服力的口才，当然会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讲家。如果元首地位对妇女开放的话，她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实际生活中的洞察力和聪慧，也会使她成为人类杰出的统治者之一。
她的智力天赋，只贡献于我一生中曾见过的最高贵、最和谐的品德。
她的无私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责任体系，而是完全认同他人感情的心地，并经常在想象中把自己强烈的感情倾注在他们的感情之中，所以经常为别人考虑得过多。
她对任何人，或者所有哪怕只能够付出一点点情感作为回报的人，都甘愿付出自己的无限慷慨和爱心，若不是如此的话，人们可能就会认为对正义的热爱是她最强烈的感情。
她的其他品质特征，很自然地与这些思想和心灵特质共存：最诚挚的谦逊与最高尚的自尊相结合，对所有值得的人都绝对的纯朴和真诚，对任何卑鄙和懦弱的行为都极度地蔑视，对任何残忍或专制、背信或可耻的行为和性格都表示极度的愤慨。同时，她把自然罪行和单纯的不法行为非常明确地区分开来，即把显示感情和品格中内在恶劣的行为，同那些仅仅违背或好或坏习俗的行为区分开来，这种违背不管本身是对还是错，都是那些在其他方面可爱或可敬的人可能会做出来的。
能够与一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进行任何程度的思想交流，都会对我的成长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可是这种影响是逐步产生的，而且直到多年以后，她的思想进步和我的思想进步才最终完全志趣相投。
我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我希望能够给予的。尽管对她来说，她的见解起先是通过情感强烈的性格中所具有的精神本能获得的，但毫无疑问，她也能从一个通过研究和推理得出很多相同成果的人那里得到鼓励和帮助。在她智力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她的脑力活动把任何东西都转化成了知识，毫无疑问，很多活动的材料她都是从我这里获取的，当然也从其他来源获取了很多。
我要归功于她的东西，从细节上来讲，即便是智力上的，也几乎数不胜数。
关于她对我的影响的总体特征，寥寥数语能说明一些，可是非常不完全。
和所有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一样，那些不满意人类生活的现状，把全部感情倾注于激进变革的人，思想可分为两个主要领域。
一个是终极目标的领域，这些目标是人类生活可实现的最高理想的组成元素。
另一个是直接有用，实践可以达到的领域。
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从她的教导中获得的，比从其他所有来源获得的总和还要多。
说实话，真正的确定性主要存在于这两个极端里面。
我自己的力量全都存在于那个不确定、不可靠的中间区域，即理论或精神和政治科学领域。关于中间区域的结论，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接受或创造的结论，不管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心理学、逻辑学、历史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上的结论，在智力上都要大大归功于从她那里学得的明智的怀疑主义态度。这种怀疑没有阻止我继续诚实地运用思考能力去寻求任何可能得出的结论，只是警告我不要带着这种思考性质所不能保证的信心来支持或宣布这些结论。
还让我的头脑不仅随时准备接纳，而且急于欢迎并热切地寻求任何更清楚的概念和更完善的证据，即使在我考虑最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与大部分同样沉溺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相比，我经常因为作品更具实用性而受到表扬，但是就我本人来说，这些表扬中只有一部分是我应得的。
那些被认为具有实用性的作品，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两个人思想的融合，这其中一人对当前事务的判断和理解非常合乎实际，对遥远未来的预期也很大胆，很有高度。
然而，在现阶段，这种影响只是有助于塑造我未来发展特征的众多因素之一。老实说，即使在它成为我思想进步的指导原则之后，它也没有改变我进步的方向，只是让我在同一方向上更勇敢，同时也更慎重地前进。
我的思考方式上发生的唯一真正的巨变已经完成了。
我的新倾向在某些方面应该加强，在其他方面则要节制。但是，观念上唯一实质的变革尚未到来，那是和政治相关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在于人类的最终前途更加接近于有限制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于把我的政治理想从强硬支持者通常所理解的纯粹的民主政治，转变为我在《论代议制政府》中阐明的改良后的民主政治。
这最后一个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最早要追溯到我阅读或者说研究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该书刚一出版我就立刻拿到了手中。
与我所知的任何热情的民主主义者的阐述相比，这部非凡的著作提出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方式都更明确具体因而更具结论性；同时，因民主政治被视为大多数人的统治，就困扰它的具体危险，作者也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和巧妙的分析，他并不是以此为理由反对那被作者认为是人类进步必然结果的民主政治，而是指出民主政治的弱点，同时指出捍卫它的各种方法，和必须增加的补救措施，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有益倾向，同时消除或减轻与它不同性质的倾向。
我现在已经为进行这种思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这时起，我自己的思想也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尽管我此后对实际政治信条的改变持续了很多年，至于这一点，把我1835 年写出来并发表的第一篇《论美国的民主》的书评，与1840 年（在《论述和讨论》中再版）的那篇进行对比，再把最近的一篇与《论代议制政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来。
在一个附带问题上，我也从研究托克维尔中得到了巨大的益处，这就是中央集权化的重要问题。他对美国和法国经验有力的哲学分析，让他十分重视社会集体事务，它可由人民自己安全地管理，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涉，政府不要取代人民的作用，也不要指挥他们的执行方式。他不仅把这种由公民个人参与的实际政治活动视为训练人们社会感情和实际知识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这不仅对公民本身非常重要，也是善政不可或缺的，还把它视为对付民主政治中一些典型弱点的特殊抵抗手段，以及防止民主政治退化为专制政治的必要保护手段。而专制政治是现代社会唯一有真正危险的东西——政府首脑对一群相互孤立的个人进行绝对的统治，所有人看似平等，但其实都是奴隶。
确实，对于海峡这边的英国来说没有这种直接的危险。在英国，几乎全部国内事务都由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办理，而在别的国家却都是移交给政府办理的。在英国，中央集权化不仅受到理性的指责，而且受到不合理的歧视。在那儿，对政府干涉的警惕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甚至阻止或抵制了立法机构最有利地发挥作用以纠正一些弊端，比如假公济私和狭隘的地方寡头政治假装成地方自治，这经常是对地方利益进行自私又不当的管理的弊端。
但是，公众越是坚定地站在反对中央集权那一边，理论改革家陷入相反错误的危险就越大，而且越会忽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痛苦的危害。
我本人就在这时也积极地参与了捍卫重要措施的活动，比如1834 年伟大的济贫法改革，我就反对反中央集权化者们带有偏见的无理喧闹。如果没有托克维尔的教导，我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像之前的很多改革家一样，匆忙地过分反对在英国盛行的这种喧闹。因为在过去，我通常会把反击它当成是自己的任务。
事实上，我小心地避开这两种错误，不管我是否正好在合适的地方给它们划清了界线，至少我坚持给双方的弊端以同等的重视，而且认真地去研究协调双方优势的手段。
同时，改革后的议会进行了第一次选举，我的好几位最著名的激进派朋友和熟人都入选了。包括格罗特、罗巴克、布勒、威廉. 莫尔斯沃思爵士、约翰. 罗米利和爱德华. 罗米利，还有其他几个人。
此外，还有沃伯顿、斯特拉特等早已进入议会的一些人。这些人自认为是哲学激进派，他们的朋友也这样称呼他们，他们现在获得的地位比以前的都更有利，似乎有很好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我和父亲对他们寄予厚望。
然而，这些希望注定要破灭。
在投票问题上，这些人很诚实，忠于自己的主张，经常不在乎很多挫折。
当议会提出的议案与他们的原则极其不一致时，比如《爱尔兰镇压法案》或者1837 年的《加拿大镇压法案》，他们就勇敢地站了出来，挑战所有的敌对和偏见，而不放弃正确的主张。
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发扬任何观念都没起到多大作用。他们没什么进取心，也没采取多少行动，还把下议院激进派的领导权交给老议员休谟和奥康奈尔。
但必须看到有一两个年轻人是例外，比如罗巴克，他就有资格被人们永远记住，因为就在他进入议会的头一年，他就发起了（或者说在布鲁厄姆尝试失败后，重新发起了）议会全民教育运动。他还是第一个发起争取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人，而且很多年来，几乎一直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了下去。
任何其他个人所做的事情，加起来都不能和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即使是人们寄予厚望的人。
现在平静地回想起来，这些人的不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对他们期望其实太高了。
他们所处的环境很不利，
他们的命运被锁定在那必然保守的十年，那时，改革热情已逝，公众真正要求的少数立法上的改良已匆匆实现，权力正回归到其自然的方向上，回到那些主张保持现状的人手里。这时，公众的心灵希望休息，比战争结束后的任何时期都更难以受到触动，把改革的感情发展成支持新事物的努力是无法触动它的。
当国家处于这种状态时，必须有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通过议会讨论来催生真正伟大的事情，但又不能责怪任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和父亲曾希望出现一位能胜任的领袖，这个人既有哲学造诣，又有得人心的才干，能全心全意调动愿意和他一起行动的很多年轻人或者不是那么著名的人；他能够让这些人凭自己的才干，把先进的思想带到大众面前；能够把国会下议院当作教导、推动公众思想的讲坛或讲台；能够要么迫使辉格党接受他的措施，要么从他们手中夺回改革党的领导权。
如果我父亲在议会的话，就会有这样一位领袖。
由于缺少这样一个人，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只能沦落为辉格党的左派。
我曾热切地认为，激进分子哪怕能够尽寻常之力去实践他们的观点，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当时估计过高了；带着这种想法，从那时起到1839年，我既通过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私下的影响，又通过作品向他们灌输我的想法和意图。我这样做给查尔斯·布勒和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带来了一些益处。他们两人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不幸都几乎在刚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就离开议会了。
然而总的来说，我的努力是徒劳的。
要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需要一个和我身处不同位置的人。
这项任务只有身处议会里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人有机会和议会里的激进分子进行日常磋商，能自己掌握主动，能号召别人追随自己，而不是激励别人去做领袖。
凡能通过写作来完成的事情，我都做了。
1833 年间，我继续和方布兰克一起为《检查报》工作，他那时很热心于支持激进主义、反对辉格党内阁的斗争。1834 年议会会议期间，我写了一些报刊文章性质的实事评论（题为《报纸评论》），发表在《每月丛刊》上，这是福克斯先生创办的杂志，他是著名的宣传家、政治演说家，后来成为代表奥尔德姆的议员。我和他不久前刚认识，我在他的杂志上写文章，也主要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给他的刊物写了好几篇别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讨论诗歌理论的）在《论述和讨论》中再版。
从1832 年到1834 年，我所有发表的作品（不包括报纸上的文章），加起来有一大本书那么厚。
然而，这里面包括好几篇柏拉图《对话录》的摘要，并带有卷首语，这些摘要其实好几年前就写了，但是到1834 年才发表。后来，我在很多场合里发现有人读过这些摘要，也知道我是它们的作者，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我之前所写的其他作品一无所知。
为了完善对我这个阶段作品的叙述，我可以补充上一件事：1833 年，布尔沃正在为他的《英国和英国人》收尾（当时这部著作远远超过了公众的思想水平）。应他的邀请，我为他写了一篇评论边沁哲学的文章，他把其中一小部分融入自己的正文，把其余的部分（附有体面的致谢）作为附录印了出来。
在这篇文章里，除了我对边沁学说赞许的评价外，还有不赞许的评价，这些评价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它们第一次得到发表。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机会，使我似乎有能力通过它为“哲学激进派”提供比以往更有效的帮助和激励。
父亲和我，还有一些经常拜访他的议会激进分子和其他激进派人士，偶尔讨论过一个计划，就是要创立一个哲学激进主义的期刊，取代意在填补这个位置的《威斯敏斯特评论》。计划已经进展到要讨论从何处寻求资金投入和选择编辑了。
然而一段时期内，什么事情都没落实。但是，1834 年夏天，威廉. 莫尔斯沃思爵士主动提议创办一个评论性刊物，条件是如果我不能做名誉编辑的话，就要同意做真正的编辑，其实他自己就是个勤勉的学者，缜密的形而上学思想家，能够用他的笔和金钱来支持这个事业。
这样的一个提议是无法拒绝的，于是评论杂志创立了，最初命名为《伦敦评论》，后来莫尔斯沃思把《威斯敏斯特评论》从它的所有人汤普森将军那里买过来，将两者合二为一，改名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1834 年到1840 年，管理《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占用了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
起初，从总体上说，它完全不代表我的观点。
我必须经常对无法回避的同事让步。
这个评论杂志是为了代表“哲学激进分子”的观点而创办的，但是现在，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不和，我甚至不能声称自己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员。
作为一名作家，我父亲给予的合作，我们都相信是不可或缺的，他写了很多文章，直到临终前生病无法写作了才停笔。
他文章的主题，以及表达观点时的力度和果断，是评论杂志初期风格和色彩的主要来源，在这方面其他任何作家都是不能比的。
我无法对他的文章进行编辑，有时还必须把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编辑权让给他。
因此，旧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宗旨，几乎没作修改就成了《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题。但是我希望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引进其他的观点和另一种风格，也为我自己的少许观点和这个党派的其他成员找到公平的展现机会。主要出于这个目的，我确保该刊物具有一个特色，就是每篇文章上都应该有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其他签名，以示文章只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编辑的职责只是确保它有刊登的价值，并且与《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立的宗旨不相冲突。
在我第一次为它写稿的时候，通过选择文章的主题，我有机会将自己协调新旧“哲学激进主义”的计划付诸实践。
塞奇威克教授在自然科学的一个特定领域很有名，但他不应该越界进入哲学领域，他最近发表了《论剑桥研究》一书，此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攻击洛克和佩利的形式，猛烈地攻击分析心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
这激起了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义愤，我觉得这完全是它应得的。
我设想，这是个机会，既能击退不公正的批评，同时又能把我对那些问题的许多看法插入到我对哈特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辩护之中去，而这些看法和我以前同事的是不同的。
在这件事上，我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由于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若我把这时对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都说出来，无论如何都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在他为之撰稿的《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中也根本不可能全说出来。
然而，我更愿意认为父亲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反对我持有不同于他的思考模式。他无意识地夸大了特别好辩的智力，使他没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如果思考的时候眼前没有对手，他就愿意为自己似乎否认的一大部分真理留出余地。
我经常发现，他在实际中常常思考那些在他的理论里看起来无足轻重的东西。
他的《略论麦金托什》，差不多是在这时写了发表的，尽管我非常崇拜里面的某些部分，但是整本书读起来痛苦大于快乐。很久以后重读的时候，我从它所包含的观点中无所收获，但发现了我认为大体上公正的东西。我甚至和他一样讨厌麦金托什的《空话》，然而他对它的严厉指责不仅不够明智，而且有失公允。
我认为，当时有好兆头的一件事情是他非常赞同地接受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确实如此，他说得更多，思考得更多的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优点，而不是他所说的民主的缺点。
尽管这本书在论述政府问题的方式上无论如何都几乎和他的方式完全相反——完全是归纳和分析，而不是纯粹的推理，但他却对它评价这么高，这给了我很大鼓励。两家评论杂志合并后，我在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来这篇文章在《讨论与论述》中以《文明》为题重印。在这篇文章中，我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新观点，强有力地批评了当时的思想和道德倾向，批评的基础和方式无疑不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然而，父亲的思想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他和我在传播思想上永久合作的可能性，注定要被中断。
1835年整一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很显然是肺结核的症状，捱过生命中最虚弱的阶段后，他于1836 年6 月23 日去世了。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思想活力也没有明显减弱。他对一生中感兴趣的所有人和事的兴趣没有减少，死亡的临近也没有让他对宗教问题的信念产生丝毫的动摇（如此坚定而有主见的头脑是不可能动摇的）。
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他主要的欣慰似乎是想到自己为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作出了努力。而他主要的遗憾是不能多活几年，没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在英国的文学史上，甚至在政治史上，他的地位都是很显赫的。从他的价值观中受益的一代人很少提到他，而且同那些远不如他的人相比，他也很少被人记住，他们这样做很不光彩。
这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他的思想太过融入于边沁的思想中，而边沁的名声理所当然更大。
然而，他绝不是边沁纯粹的追随者或信徒。
恰恰由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是最早赏识并采纳前辈们创造的大量最重要的独创思想的人之一。
他的思想和边沁的思想在结构上根本不同。
他不具备边沁的所有优秀素质，边沁也没有他的所有优秀素质。
如果称赞他和边沁一样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话，确实是很可笑的。
他没有彻底改革，或者说没有创造出人们思想的一个伟大领域。
但是，如果先不考虑他工作中从边沁那儿受益的那部分，只考虑他在边沁没有涉足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即分析心理学，后代人就会知道，在思想的这个最重要分支里，亦即所有道德和政治科学最终都要依赖的方面，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且这也是该分支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阶段的标志。
他的名声不如应得的响亮，另一个原因就是，尽管他有很多观点，而部分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已大都被采纳，但从总体上来说，他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明显对立。
正如布鲁图被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一样，他也是最后一个18世纪的人：他把18 世纪的思想和情感风格延续到了19世纪（尽管有所变化和改进），反对18 世纪是19 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特征，这其中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影响，他都不理会。
18世纪是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坚强、勇敢的人，他适合与其中最坚强、最勇敢的人做朋友。
通过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力，他成为那个时代伟大人物的核心。
就像伏尔泰是法国哲学界的领袖一样，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完全算是英国知识界激进分子的首脑和领袖。
鉴于他规模最大的著作《英属印度史》的主题，他算得上是所有合理的治国策略的首创者，但这只是他较小的功绩之一。
他会用有价值的思想去丰富所写的任何题材，除了《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刚写完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现在它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他的作品要很久以后才会被完全取代，对研究其主题的学生来说，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有启发的读本。他仅凭思想和品格的力量就能影响别人的信念和目标，他也努力发挥这种力量以促进自由和进步，就我所知，这在男性中无人能及，女性当中倒是有一个。
尽管我非常清楚，在他取得个人优势的那些方面，我远不如他，但我现在必须尝试，看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自己有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我希望对公众思想中有关自由和民主的部分产生有益的影响，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这个工具上。
没有了父亲的帮助，我也免除了获得这些帮助所需要的约束和节制。
我并不觉得一定要遵从其他任何激进派的作家或政治家，只需保持自己的观点前后一致就可以了。因为得到了莫尔斯沃思的完全信任，我决心从此以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模式，把评论杂志向所有赞成我所理解之进步的作家敞开，即使可能会因此失去以前同事的支持。
因此，卡莱尔从这时起经常为《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写文章。不久之后，斯特林也偶尔写一篇，尽管每一篇独立的文章仍然是作者私人情感的表达，但是总体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符合我的理念。
为了管理这个评论杂志，我和一个名叫罗伯逊的苏格兰年轻人合作，他有一定的能力和见地，非常勤奋，头脑活跃，善于计划，有很多让《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更畅销的办法，我对他这方面的能力寄予厚望。因此在1837 年初，莫尔斯沃思疲于亏本经营《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并希望摆脱它的时候（他很光荣地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我非常鲁莽地决定自己负责继续办下去，这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是因为非常信赖罗伯逊的方法，要让他的计划充分试验一下。
他的方法很好，我也从来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对这些方法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任何方法都不能让一个激进和民主主义的评论刊物有能力支付费用，包括主编和副主编的酬劳，以及给作者慷慨的稿酬。我和好几个经常性的撰稿人免费劳动，和莫尔斯沃思那时候一样，但是对于要付稿酬的撰稿人，继续按照《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的标准支付给他们报酬。而销售收入根本支付不了这笔费用。
同一年，1837 年，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我重新开始写《逻辑学体系》。
我在刚开始写归纳法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到此时已有五年没碰这个题目了。
我慢慢发现，要克服逻辑学这个分支的困难，需要对整个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全面和精确的了解，我担心这要花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因为我不了解任何能够在我面前展现这些科学的一般原则和过程的书籍或其他指南，而我还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尽量从细节中吸取这些东西。
幸运的是，休厄尔博士在这年年初出版了《归纳科学史》。
我殷切地读完了它，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想要的很接近。这部著作里有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基本原理看起来值得商榷，但是有很多材料可以供我思考时使用。作者对那些材料进行了详细阐述，这大大方便并缩减了我后来的工作。
我现在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
在休厄尔博士思想的促动下，我重读了约翰. 赫歇耳爵士的《论自然哲学的研究》。在这本著作给我的巨大帮助下，我能够衡量自己思想上产生的进步，虽然在几年前，我读它甚至温习它的时候几乎一无所获。
现在，我满腔热情地思考这个主题，并把它写出来。
我必须从其他更紧急的事情中偷出时间来用在这上面。
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能从为评论杂志写文章的间隙里节省下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这两个月里，我完成了差不多初稿的三分之一，也是书中最难的三分之一。
之前写的，我估计也有三分之一，所以只剩下三分之一没有完成。
我这时所写的，包括推理原理剩下的部分（即一系列的推理原理和论证科学）和归纳法这一卷的大半部分。
这部分写完之后，在我看来，我已经解决了所有真正的困难，全书的完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进展到这儿为止，我必须先停下来，为下一期的《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写两篇文章。
写完文章后，我又继续写书，这时我第一次偶然读到了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或者更确切地说，读到了两卷，当时已经出版的也只有这两卷。
在我知道有孔德的书之前，我的归纳法理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获得理论的方法很可能和他的不同，因为结果是我的论述中包含着他的论述里面没有的东西，即把归纳过程简化为精确的法则和科学的试验，比如用三段论法进行推理。
孔德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都很精确，造诣很深，但是他甚至从未尝试为证据的条件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他的著作显示，对于证据的条件，他从来都没有获得恰当的理解。
然而，这正好是我处理归纳现象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但我从孔德那里得到很多，充实了我后来改写的一些章节。对我当时仍然想不透的地方，他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随着接下来的几卷陆续出版，我急切地阅读了它们，但是在读到他所谈的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时，我的感觉变了。
第四卷让我很失望，因为里面所包含的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是我非常不认同的。但是，第五卷所包含的连贯历史观，重新点燃了我所有的热情。第六卷也没有极大地减弱这种热情。
仅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得益于他的唯一重要的概念是反演法，主要适用于历史和统计学上的复杂问题：反演法的过程不同于普通演绎法，它不是通过一般推理得到结论，再用具体的事例检验结论（这是自然科学中演绎分支的自然顺序），而是通过整理特定的经验来获得结论，通过确定这些结论是否遵从已知的普遍原理来证实它们。
在孔德的书中发现这个观点时，它对我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如果不是他，我很可能不会很快地（或者永远不会）领会它。
在与孔德有任何交往之前，我早就已经是他热情的崇拜者了，直到最后我也从没有亲眼见过他。
但是，有几年我们经常通信，一直到我们的通信中开始出现争论，热情冷却为止。
是我首先减少了与他的通信，而他首先终止了通信。
我发现，他可能也同样发现了，我对他的思想没什么帮助，而他给我带来的所有帮助，全都在他的书里面了。
如果我们之间的分歧仅存在于简单的理论问题上的话，这也绝不会导致我们中止交流。
但是，分歧主要存在于一些与我们双方内心最强烈的情感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上，而且这些观点决定了我们目标的总体方向。
他主张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生活中所有实践领域的统治者，出于情形需要，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都必须接受在这上面比他们做了更多研究的权威人士的大部分观点，就像接受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见解一样，对此我完全赞同。
在我提到的孔德的早期著作中，这个见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他那本伟大的专著里，我最崇拜的是他非凡地阐述了现代欧洲国家在历史上从中世纪世俗权力和神权的分离中，以及神权的独特构造中得到的益处。
我也同意他所说的，即道德和智力优势曾经一度由牧师操纵，但假以时日，一定会交到哲学家的手里，而且当哲学家的意见足够一致，且在其他方面有资格拥有这种优势时，这件事就会自然发生。
但是，他把这个思想路线夸大成一种实际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哲学家们被组织成一种有层级的集体，授予他们几乎与过去的天主教会一样的精神权威（尽管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我发现，他把这种精神权威当作善政的唯一保障，反对实际压迫的唯一堡垒，还希望通过它使国家和家庭的专制制度变得无害反而有益。所以，作为逻辑学家，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无法继续一起前行，这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孔德先生一生致力于贯彻这些学说，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实证政治学体系》里，他策划了最完善的教权和俗权专制的制度，这种专制制度，可能除了伊格内修斯. 罗耀拉外，别人根本不可能想出来。通过这种制度，可以让由精神导师和统治者组成的团体，通过控制舆论来控制所有的社会行为，并在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控制社会成员的每种想法，除了只与本人相关的事情，还有那些关乎别人利益的事情。
但是公平地说，与孔德先前相同主题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在情感方面的很多观点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作为社会哲学的补充物，在我看来，它具有的唯一价值就在于结束了一种观念，即认为任何有效的道德权威，都必须借助宗教信仰的支持才能在社会上得以维持。孔德的著作除了人性，没有认可任何宗教，然而它让人不得不相信：任何受到社会普遍赞成的道德信仰，都可以用来对它个体成员的所有行为和生活施加压力，其力量和潜能确实让人一想起来就很害怕。
这本书对社会学和政治学思想家是个严重的警告，它使人了解到，人们在思考的时候，一旦忽略了自由和个性的价值，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还是说说我自己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评论杂志几乎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写作上，或者以写作为目的的思考上。
《论述和讨论》里收录的《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文章还不到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
在管理这份评论杂志的时候，我有两个主要目标。
一个是使哲学激进主义不再被指责为狭隘的功利主义。
表达精确，意思明确，蔑视夸夸其谈和含糊其辞，这些是边沁和我父亲都拥有的值得尊敬的特质。我希望在保持这些特质的同时，给激进主义的思索以更广阔的基础和更自由、更温和的特征。我也希望在认可、吸收边沁所有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的同时，表明存在这样一种激进主义的哲学，它比边沁的更好，更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我达到了第一个目标。
我尝试的另一件事情，是鼓动议会内外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分子发挥作用，并促使他们把自己变成能够治理国家的强大党派（通过运用合适的方法，我想可能会做到），或者至少能够制定条款规定他们和辉格党共同治理国家。
这个企图从一开始就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因为时机很不利，当时改革的热情正处于衰退期，而托利党的影响得到了强有力的恢复；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奥斯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没有那种人”。
议会里的激进分子当中，有好几个有资格成为进步的激进党里有用的成员，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组织并领导这样一个党派。
我敦促他们，但他们毫无回应。
确实曾经有一次，激进主义似乎有机会能够进行大胆而成功的一击。
德拉姆勋爵离开了内阁，据说是因为是内阁成员不够开明。他后来接受了他们给的任务，去查清并消除导致加拿大叛乱的诱因，他表示希望开始任务时身边就能有激进派的顾问。他最早采取的一个措施，在目的和效果上都很好，但却被国内政府否决，取消了，因此他辞了职，使自己公然处于和大臣们争吵的境地。
这样一位受到托利党仇视，又刚被辉格党伤害的有影响力的人士，是有可能成为激进党的领袖的。
任何有最基本党派策略观念的人，都一定会尝试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德拉姆勋爵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他被敌人谩骂，被胆小的朋友抛弃，而那些愿意为他辩护的人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回国的时候，看上去像个被打败的名声败坏的人。
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加拿大事件，我是他的激励者之一。我要是制定政策的话，应该与他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我能够为这种政策辩护。我写了一篇宣言，发表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我以最坚定的立场坚持他，主张他不仅无罪，而且值得称颂和尊敬。
很快，许多别的作家也开始采纳我的说法。不久之后，德拉姆勋爵跟我说，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受到了几乎凯旋般的接待，可能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这是带有礼貌的夸张，但有一部分是实情。
我认为，它只是表达得及时，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结果。就像轻轻一推从山顶滑落的石头，就会决定它会滑向这边还是那边。
所有寄托在作为政治家的德拉姆勋爵身上的希望很快破灭了。但是对于加拿大和总的殖民政策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是有所收获的。部分由于韦克菲尔德的启发，查尔斯·布勒执笔的德拉姆勋爵报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报告的建议扩展至完全的国内自治，这个建议两三年内就在加拿大全面实行。而且，从那时起，扩展到几乎所有其他的欧洲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具有重要社区的特征。
我可以说，在最关键的时刻成功地维护德拉姆勋爵和他的顾问们的名声，这一结果是我极力促成的。
在我管理评论杂志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同样说明了采取迅速行动的作用。
我相信，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能获得早期的成功，并享有盛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我在评论杂志上写的文章促成的。
这本书藐视普通批评家的规则和评论方式，所以它刚一出版，我就赶在这些批评家用否定它吸引大众之前，写了一篇书评并发表了，夸它是个天才的作品，高于一切规则，本身就是规则。
不管在这件事上，还是德拉姆勋爵那件事上，我都没有把效果（我想是我写的东西所带来的）归功于任何写作手法上的特殊优点。确实，至少在其中一件事情上（评论卡莱尔的文章），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手法并不好。
在这两个例子里，我都相信，任何拥有读者的人，在同样恰当的时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对它的正当理由作了较好的陈述，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但是，在我通过《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为激进政策注入新活力的希望全部落空后，回忆起在这两个成功的例子中，我曾诚挚地努力为值得帮助的人和事作出了即时的贡献，我就会很高兴。
在建立一个激进党派的最后希望落空后，是时候停止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上了。作为传达我观点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我的个人目标。
它让我发表了很多我改变后的思考方式，使我和自己早期作品中较狭隘的边沁主义划清了界线。
这一点是通过我写的所有文章的总体风格表现出来的，包括各种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主要是通过两篇试图从哲学角度评价边沁和柯尔律治的文章表现出来的（收录在《讨论与论文》里）。
在第一篇文章里，我在完全公正地评价边沁优点的同时，还按照自己的理解指出了他的哲学中的错误和不足。
我现在仍然认为这个评论的主旨有着非常充分的根据。但是，有时我会怀疑在那个时候发表是否合适。
我经常觉得，边沁的哲学作为进步的手段，在发挥作用之前就因在某种程度上被人怀疑而名声被贬，对进步而言弊大于利。
尽管现在看起来有承认边沁主义优点的趋势，但我还是能更满意地看待自己对它缺点的批评，尤其是我在批评它的同时，也证明了边沁哲学基本原则的正确性，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同一个集子里。
在评论柯尔律治的文章里，我尝试刻画欧洲反对18 世纪消极哲学运动的特征：在这儿，如果只考虑这一篇文章的效果，人们可能会认为我过于突出优点，就像我过分突出了边沁的缺点一样。
在这两件事上，我把自己和边沁的理论以及18 世纪的学说里站不住脚的观点分开的动力，可能也让我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虽然只是表面上如此，而不是在现实中。
但是，对于评论柯尔律治的这篇文章，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是为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而写，最大程度地仔细描述不同学派的作家是我的任务，从这些学派的知识中，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获得最大的进步。
刊登评论柯尔律治那篇文章的那期《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是我负责的最后一期。
1840 年春天，我把评论杂志转让给了希克森先生，在我主办评论杂志的期间，他经常无偿为之撰稿，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只要求恢复原来的名字《威斯敏斯特评论》以显示该变化。
他用这个名称办了十年，给投稿人按纯收入分配稿费，自己则免费为它写稿，做编辑。因为报酬太低，难以争取到作家投稿。
在这种困境下，他能够较好地保持《威斯敏斯特评论》作为激进主义和进步喉舌的特征，是很值得称赞的。
我并没有完全停止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只是偶尔间断地投稿，但我不是专给它投稿，因为从这时起发行量更大的《爱丁堡评论》诱使我向它投稿，在我有见解要发表时，它看起来是个合适的媒介。
《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几卷当时刚刚出版，我开始成为《爱丁堡评论》撰稿人时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为那部著作写的评论，这成了《讨论与论述》第二卷的第一篇文章。
第七章 晚年概略
此后，我一生中值得记述的事情就很少了，因为没有什么更多的思想变化需要说明，只有（正如我所希望的）未曾间断的思想进步。这种思想进步不可能是连续的历史，而且其结果（如果真实的话）最好在我的作品中寻找。
所以，随后几年的事情我就不一一展开记述了。
离开《威斯敏斯特评论》后，我首先利用因此得来的空闲时间完成《逻辑学体系》的写作。
1838年的七、八月份，我抽空写完了第三卷初稿中未完成的部分。
在写到既不是因果定律，又不是其推论的自然定律的逻辑理论时，我逐渐意识到种类是自然界的真实存在，而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所作的划分。
我在写第一卷的时候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必须对该卷中的几个章节进行修改和扩充。《语言与分类》一卷，以及《谬误的分类》一章也在同年秋天完成了初稿。
其余部分也于1840年夏秋完成。从1841年4月至年底，我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对这本书从头到尾进行了彻底的改写。
我的全部作品都是按这种方式写成的，
每一本至少写作两遍，每部作品从头到尾完成初稿，然后再回过头来重写一遍。但是在重写时，我依旧沿用原稿的所有或部分句子，这些句子很合我意，根本不需要重写。
这种双重编纂的方法优点很多，
与其他写作模式相比，这种方法更好地把早期思考的新鲜感和活力与长期思考后的高度缜密性和完整性结合起来。
另外，就我的情况而言，我发现把所有问题处理过一遍之后，对写作和措词等细节进行仔细的阐述所需投注的努力就大大减少了，我要说的全部内容，不论是否完善，都已经大体写了下来。
在初稿中唯一需要细加斟酌，力求使其尽善尽美的，就是书的编排。
如果做不好，贯穿思想的整个脉络就会扭曲，被错误地联系到一起的观点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这种最初的缺陷会令初稿与废纸无异，最终将被弃置不用。
在我重写《逻辑学体系》的那段时间，休厄尔博士的著作《归纳科学的哲学》问世了。这一形势对我很有利，因为对手会全面论述这一问题，这是我满心期待的机会，使我在与明确的反对者争辩，以及清楚地面对相反的理论时，能更明确地提出我的观点，同时更全面地阐述这些观点。
在重写时我第一次把与休厄尔博士的这番争论，以及从孔德那里得到的很多材料写进书里。
1841年底，书稿已经就绪，我把它交给了默里，但书稿在他那里放了太久，结果错过了那个出版季，因此他拒绝出版，他给出的理由本来可以一开始就告诉我。
但我没有理由为这次拒绝感到惋惜，之后我把书交给了帕克先生。
在他的帮助下，书终于在1843年春天出版了。
我最初并没有对成功抱很大期望。事实上，大主教惠特利已恢复使用了逻辑44这一名称，重新开始研究推理的方式、原则和谬误。休厄尔博士的作品也开始引起人们对我另一部分研究课题的兴趣，即归纳理论。但一本谈论如此抽象主题的专著是不可能畅销的，它只适合研究者，但研究逻辑学的人不仅少（至少在英国如此），而且他们大都沉迷于与我相反的形而上学学派、本体论学派和先天原则学派。
所以我不期待这本书有很多读者或支持者，也不期望它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只希望我认为更好的哲学传统能保持完整。我对这本书能立刻引起关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休厄尔博士惯于争论的习性上。通过观察他在其他事情上的做法，我想他应该会做些什么对抨击他的观点进行回应，从而让人们注意到这本书。
他的确回应了，但是直到1850年才作出回应，刚好让我能在第三版中及时回答他的问题。这样的一本书是如何大获成功的？哪些人组成了购买大军（我不敢说他们都读过了）？这两个问题我从未彻底弄明白。
但联系很多思考复兴的证据，也就是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大学（我一度最不抱希望的地方）的自由思考，事情就容易理解一些了。
我从未幻想这本书会对很多哲学观点产生深刻影响。
有关人类认识和认识能力的德国学派或先验观点，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上那些从事这类探索的人起主导作用（虽然人们希望这种主导越来越少）。
但《逻辑学体系》却提供了当时人们迫切需要的相反学说的教科书——这个学说认为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所有道德和智力品质主要源于热衷联想的倾向。
我像其他人一样，对逻辑过程的分析或者可能的证据规则自我运作以支配和调整认知活动的评价不高。
如果与其他必要条件结合起来，我当然认为它们很有用处。但无论这些问题的正确哲学观点的实用价值是什么，其错误哲学观点的危害绝非危言耸听。
我相信，那种存在于思想外部的真理可以不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是由直觉或意识获取的观念，是当下错误学说和不良制度的巨大智力支持。在这种理论的帮助下，所有不知来源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强烈的感情，就省却了用理性进行自证，且自身就上升成为充分的证据和正当理由。
之前从没有人设计过这样一个工具将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奉为神圣。
这种伪哲学在道德、政治和宗教上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它惯于向数学证据和自然科学同源学科的证据求助。
把它从这些学科中驱逐出去，就是把它从堡垒中赶走。但因为从未有效地实现这点，所以甚至在我父亲写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问世后，就已出版的作品来说，直觉学派的论述总体上还是最好的。
为了澄清数学和自然科学真理证据的真正本质，《逻辑学体系》在直觉派哲学家从前认为无懈可击的问题上和他们会合，从经验和联想的角度，对我们所说的必然真理的特点给出自己的解释，从而证明他们的证据必须出自比经验更深层的来源。
这种做法是否有效还是未知数，甚至即使这种深深根植于人类偏见和偏好中的思维模式失去了其纯粹的理论支持，也只是在战胜它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小步。尽管如此，这一步却十分必要。因为毕竟只有哲学能够成功地打败偏见，在证明偏见没有哲学支持之前，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真正永久地战胜它。
那时我不用积极地关注当下的政治，也不从事文学工作，不用和撰稿人等打交道，因此可以随意地把我的社交圈子缩小到很少的几个人，这对那些过了孩子般虚荣年纪而又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件自然的事。
普通社交，就像那时英国的一样，是件乏味的差事，甚至对那些把社交变成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维持社交的目的不是因为它能提供乐趣，而是另有他因。
严肃地讨论那些有不同见解的事情却被看作没有教养，全民缺少活力和社交能力，这妨碍了人们培养愉快地谈论琐事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是上世纪法国人很擅长的。对那些社会地位不够高的人来说，社交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希望借此向更高的地位攀爬。而对那些已经位居社会顶层的人，社交主要是依从习惯和他们地位的需要。
对一个思想或感情十分普通的人，除非他想通过社交达到个人目的，否则社交对他必定毫无吸引力。当今大多真正才智出众的人很少接触社交圈，参加社交的次数也很少，几乎让人以为他们完全脱离了这个圈子。
而有些思想超凡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社交圈的严重腐蚀，
浪费了时间不说，他们的格调也有所降低。在常去的社交圈中，他们变得不那么认真对待自己的见解，还必须对它们讳莫如深。他们开始视那些最高尚的目标为不切实际，或至少离现实太远，只不过是幻想或理论。假如比大多数人幸运的话，他们还会保留较高原则不受损害，但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他们不知不觉地采用了他们同伴的感情和判断方式，以期博得共鸣。
一个高才智的人绝不该踏入没有才智的社交圈，除非他是作为传道者加入的。然而只有那些有崇高目标的人才能完全安全地进入这个圈子。如果可以的话，那些追求高才智的人最好与在知识、才智和高尚情操上高出自己很多，或至少与自己相当的人经常交往。
另外，如果性格和思想是在人类观念的几个基本点之上形成的，那么在一个真正诚恳的人的心中，建立在这些基本点之上的信念和情感的一致，总是称得上是真正友谊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有这些情况统一起来，使得我现在愿意与之交往的人很少，愿意深交的人就更少了。
在这些人当中，至此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位无人可比的朋友。
这段时间她大都和年幼的女儿一起住在乡下一个安静的地方，偶尔去城里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泰勒先生一起住。
我经常去这两个地方拜访她。她和泰勒先生分居时我经常去拜访她，偶尔我们还一起去旅行，这些行为很容易引起误解，我很感激她性格中有无视种种误解的力量。然而从其他方面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行为没有丝毫理由引起别人的猜测，除了真正的原因。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强烈的爱慕和互相信任的亲密友人。
虽然我们不认为社会风俗能够约束这种完全私人的关系，但我们觉得有义务让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她丈夫和她本人的名声。
在我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这样说），我和她的思想齐头并进，我的观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进展。我懂的东西比以前多，以前懂的东西现在则理解得更透彻。
我现在已经完全从过分对抗边沁主义的状态中扭转过来。
在那种对抗最强烈的时候，我的确对社会和世界的一般看法变得宽容了许多，而且更愿意满足于赞成这些看法里逐渐呈现的表面进步，而不愿变成在信仰的许多方面跟他们完全不同的人。我那时更倾向于把我的见解中更异端的部分搁置起来，现在则赞成视之为几乎唯一的，可以任何方式变革社会的主张。
但除此以外，我们现在的见解比我在最极端的边沁主义时期中的见解异端得多。
那段时间，对于根本改进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我看得并不比旧政治经济学家们远多少。
和他们一样，我把现在所理解的私有财产和继承制视为立法的最终结果。除了通过取消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来减少这种制度带来的不公正现象，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
有种观点认为，要消除不公正现象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因为无论是否有可能彻底消除，都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人生来富有，而大部分人则生来贫穷。我那时认为这只是幻想，我只希望通过全民教育使人们自愿限制人口，这样穷人所占的比例就可以被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简单地说，我那时是个民主主义者，而绝不是社会主义者。
与那时的我相比，现在的我们已经没那么民主了，因为只要教育继续如此极不完善，我们就会对公众的无知，尤其是他们的自私和野蛮感到担心。
但是，我们对社会最终改良的理想远远超过了民主主义，由此可以直接把我们归类到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去。当我们竭尽全力地批判社会对个人的专制时，这也是大多社会主义制度中应有的内容，我们却期望有一天社会不再有勤奋之人和懒散之人之分。到那时，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穷人，而是公正地适用于所有人；到那时，劳动产品的分配将不再像现在这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身，而是在公认的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到那时，人们不再只为自己获利而努力，而是为了其所在社会共同分享的利益而努力，这将不再是不可能或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将来的社会问题，是怎样把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和全球共有原料及所有人平等分享共同劳动成果结合起来。
我们并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已经预见到通过怎样的具体形式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的，或者距离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多近或者多远。
我们清楚地看到，若想给社会带来可能或令人向往的变革，就必须使劳动阶层中未受教育的民众和他们绝大多数雇主的个性发生等同的变化。
这两个阶级必须在实践中学会慷慨，或者无论如何为公众和社会的目的而劳动和联合，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为了狭隘的利益。
但人类身上一直有这么做的能力，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消失。
教育、习惯和情感的培养会令一个普通人像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那样，时刻准备为国家耕耘或编织。
诚然，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和几代人长期的系统培养，才能把所有的普通人培养到这一步。但阻力不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公众利益在大部分人心里还只是很微弱的动力，并不是因为它永远如此，而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对它细加考虑，从早到晚只考虑那些可能对自身有利的事。
当现在的个人利益受到日常生活的激发，又受到对荣誉的热爱和对耻辱的恐惧的推动，即便在最普通的人身上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作出最英勇的牺牲。
形成现存社会一般特点的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之所以能深深扎根，只因为现存制度的整体方针助长了这种想法。在某些方面现代制度比古代制度更有这种倾向，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号召个人无私地为公众做事的情形要远远少于古代较小的联邦。
这些考虑并未让我们忽视那些草率地尝试去除社会事务中个人利益刺激的愚蠢做法，尽管那时没有或不能提供相应的替代品。但我们认为一切现存制度和社会结构仅仅是临时的（这个词语是从奥斯汀那儿听到的），我们也以最大的乐意和兴趣欢迎精英人士做出的社会主义实验（如合作社会）。无论成功与否，这都是对参加者最有用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直接为公众利益行动的能力，或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无法这么做的缺陷。
这些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得到了阐述，第一版表达得不够清晰全面，第二版有所改进，第三版则十分明确了。
这种改变部分源于时代的变迁，1848年法国革命以前，第一版写成并送印，之后公众在思想上变得更乐于接受新观点，那些不久之前还让人吃惊的学说现在看来却相当温和。第一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困难，因而整体基调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欧洲最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家，思考和讨论争议中的所有问题，结果是我删掉了第一版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先进思想的论点和反思。
《政治经济学原理》完成得比《逻辑学体系》快得多，事实上比我之前写过的所有重要著作都要快。
1845年秋开始写作，1847年底前准备付印。而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当中还有六个月的间隔，我把它搁置起来，去为《纪事晨报》撰稿（它意外地和我的目的一致），敦促建立爱尔兰农民对荒地的所有权。
当时正值1846年冬季的饥荒期，严峻的现实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赢得注意的机会，对我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救济眼前危机和长期改善爱尔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结合、起来。
但这个想法新奇而陌生，在英国没有先例。英国政治家们和英国公众对于英国不普遍社会现象（无论在其他地方多么普遍）的完全无知使我的努力完全失败。
议会没有大规模开发荒地，也没有使佃户变成土地所有者，而是通过了一项《济贫法》，对贫民给予救济。如果这个国家此后没有深陷旧的弊病和庸医治疗双重作用的困境，那么它应当感激被最出乎意料和令人惊讶的事实解救，即爱尔兰人口的减少始于饥荒，但继续发展于移民。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迅速成功说明公众需要并且准备接受这样一本书。
1848年初出版，不到一年就卖出1000册。
1849年春第二版又印了1000册，第三版于1852年卖出了1250册。
从一开始它就不断被作为权威引用，因为它不仅仅是抽象科学，也是应用科学的作品，它将政治经济学看作是更广泛学科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一门学科；它是社会科学的分支，与其他分支相互联系，其结论的正确性即便在自己独特的领域内也是有条件的，受到其他分支各种原因的干扰和牵制。如果离开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它就称不上拥有实际指导的特性。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未自称单凭自身的理论就能给人以指导。虽然那些只懂政治经济学的人（因此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承担了引导人类的责任，他们也只能以他们所知道的理论去引导人们。
但许多感情用事的政治经济学的敌人和更多伪装成感情用事借以牟利的敌人，却非常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了这一点以及其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正当诋毁。《政治经济学原理》自由地发表了很多观点，成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最受欢迎的专著，它有助于解除那些敌视这一重要研究的人的武装。
对于这样一部科学论述的价值和它提出的各种应用的价值，别人当然会作出评价。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出版任何重要的作品。但我偶尔也为期刊撰稿，在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我通信的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很多是写给不认识的人）。
这些年来，我写了或者着手了很多关于人类和社会生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文章，开始为最终的出版作准备，其中几篇的严厉程度已经超过了贺拉斯箴言。
我依旧热切地关注公众事件的进展。
但整体形势并未使我受到鼓舞。
1848年后欧洲的反动和1851年12月无耻篡权者的成功，似乎毁灭了法国和欧洲大陆得到自由或社会进步的一切希望。
在英格兰，我已经看到而且继续看到很多我年轻时的见解得到普遍认可，很多我一生为之奋斗的制度改革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
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像我之前所期望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很多益处，因为它们没有促进人类命运真正改善所依赖的智力和道德状况，甚至连同时起作用的各种倒退因素是否抵消了改良的趋势都值得怀疑。
我从经验中得知，很多错误的观念可以转化为正确的观念，并且丝毫不改变产生错误观念的思维习惯。
例如，英国的公众，自从国家转型为自由贸易国之后，对政治经济学问题仍然像之前那样生疏迟钝。他们还远没有形成更好的思维或感情习惯，也没有在培养高尚人格问题上更好地加强防范错误的能力。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抛弃了一些错误，但他们思想中的总体原则，无论智力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改变。
我现在深信，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类命运才会有巨大的改进。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旧观念在智力超群的人心中已不足信，大部分好的功效已经失去，但这些问题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却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阻碍更好的观念的形成。
当全世界具有哲学思想的人不再相信宗教，或者只有在宗教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之后才相信它时，一个过渡的时代就开始了。在这个时代，人们信念薄弱，思想麻痹，纪律日益涣散，只有他们的信仰基础发生革新，使得一些信念，无论是宗教方面的，或仅仅是人类方面的，能发展到真正让他们相信的程度，这些现象才会终止。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所有不能促进这种革新的思想或作品都会毫无价值，瞬间即逝。
因为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公众的思想里出现了这种趋势，我认为当前实现人类进步的前景并不乐观。
最近，一种自由思考的精神正在逐渐兴起，给英国思想逐渐解放的前景带来了更大的鼓舞。与这种革新同时发生的，是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自由运动，这是个更好的兆头，给当前人类事务的现状带来了更有希望的一面。
从我刚才提到的那段时间到目前，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
第一件就是我与那位女士于1851年4月结婚。她无可比拟的价值使得我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我快乐和进步的最大源泉，那些年，我从未希望彼此的关系还能更亲密。
我本该在我有生之年无时无刻不热切地期盼着我们生命的完全结合，但我和我太太宁愿永远放弃这样的恩惠，也不愿因为我最尊敬的朋友、她最欣赏的丈夫英年早逝而得到它。但不幸的事还是在1849年7月发生了，我从这个噩耗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在我们长期的思想、感情和写作伙伴关系上增添了一种生活伴侣的关系。
我享受了七年半这样幸福的时光，但是只有七年半！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个损失在当时和现在意味着什么，即便是用最模糊的方式也无法表达。
但是因为我知道她会希望我这样，所以我努力充分利用好我的余生，从她的思想和对她回忆的交流中，汲取我已减弱的力量，为她的目标继续工作。
从结婚到灾难降临宣告我们婚姻结束的这些岁月里，我的外界生活主要就是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除了我提到家族病的第一次发作以及之后为了康复在意大利、西西里和希腊的六个多月的旅行）。
1856年，即我任职的第33个年头，经过多次晋升后，我被提拔为办事处主任。
这个职位，也就是印度通讯审查员，是东印度公司国内部仅次于部长的最高职位，主要监督与印度政府除陆军、海军和财政之外的所有通讯事宜。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它不再存在为止。此后为了取悦议会，换言之为了取悦帕默斯顿勋爵，作为王室之下印度政府的一个分支，东印度公司被取消，这个国家的政府则变成被英国议会二、三流政客争夺的对象。
公司反抗自己政治地位的消失，而我是主要领导者。
在我写给他们的信件和请愿书中，以及我的专著《论代议政治》的结论章节中，我必须对这个欠考虑的改组的愚蠢性和危害性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获利者，因为我一生为东印度公司作了足够多的贡献，很乐意在拿到授予我的丰厚补偿金后退休。
在改组圆满完成以后，印度第一位国务大臣斯坦利勋爵邀我在评议会任职，后来评议会为了填补自身的一个职位空缺，再次向我发出了邀请。
但新制度下的印度政府的状况让我预感到，加入他们只会给我带来无谓的烦恼，造成我的精力浪费。
之后发生的一切从未让我后悔谢绝这一邀请。
就在我结束公职生涯的前两年，我太太和我一起写了《论自由》。
1854年，我起初是打算把它写成一篇短文的。
但是1855年1月，当我登上罗马朱庇特神庙台阶时，我第一次产生了把它写成一本书的想法。
我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像这本书一样作了细致的构思和孜孜不倦的修改。
像通常那样写过两遍以后，我们就把它带在身上，时不时地拿出来，从头翻阅，字斟句酌。
本书原定于1858年冬天完稿，那也是我退休后本打算在南欧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但所有的希望都在我太太意外过世的悲痛中破灭了——在阿维尼翁，也就是在我们去蒙彼利埃的途中，她突然肺部充血而病逝。
从那以后，在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为了寻求慰藉，以一种能使自己感觉到她就在身边的方式活着。
我在离她墓地尽可能近的地方买了一栋小屋，和她的女儿（她也忍受着痛苦，现在是我的主要安慰）在那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
我生活的目标完全就是她一贯的生活目标；我的追求和事业就是曾与她分享的或经她赞成的追求和事业，这些与她密不可分。
对她的思念于我是一种宗教，她的认可也是我总结出来衡量所有价值的标准，我也努力用它来调节我的生活。
我不希望让记录变得不完整，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在结束前边故事后的几年，我又拿起了笔，主要是因为要写这本自传的草稿，这是我对那些曾经对我思想进步作出贡献的人，或者直接参与到我的写作以及其他我做过的有公众性质事情的人的义务。
这个记录的前面几页谈到了我太太，但并没有应有的那样细致和精确。而自从我失去她以后，我还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同样值得和需要感谢。
当两个人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时；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讨论所有有关智力或道德趣味的问题，探讨的深度远远超过平时或传统意义上供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时；当他们有相同的出发点，通过共同寻求的过程得出他们的结论时，最后对于由谁执笔的原创性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写作贡献最小的人，可能对文章思想的贡献最大。写出的作品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想区分出各自的作用，确定这部分是你的，那部分是我的，这通常是不可能的。
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婚后的作品，甚至当我们还是亲密友人时出版的作品都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她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随时间不断增长。
但有几本书，属于她的部分是可以辨别的，并且被专门标注出来。
除了她的思想对我的总体影响之外，这些合作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和特征——这些是重要成果中最有成效的部分，对作品本身的成功和声誉贡献最大——都是她创作的，是她的思想的流露，其中我发挥的作用并不比以前作家的思想好很多，我只是把它们合并到我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了。
在我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工作都与她有关，我从很早就认为这段时间是使我有资格进入思想领域的最有用的一段，那时的我是原创思想者的阐释者，将他们和公众联系起来。因为一直以来，除了在抽象科学领域（逻辑、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原则），我认为自己作为原创思想者的力量还不够大，但在向其他人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方面，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胜一筹。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怀着这样一种看法审视所有为或新或旧的观点所做的辩护，即便它们是错误的观点，也可能有真理埋藏于其下，而发掘是什么让它们看起来合理的这个过程也有助于得出真理。
因此，我把这段作为有用的部分划分出来，在这儿我有特别的义务让自己积极起来，尤其是当我了解了柯尔律治追随者、德国思想家和卡莱尔的思想时更是这样。他们都激烈地反对我从小形成的思想方式，这让我相信，他们带来许多错误的同时，也拥有很多真理，真理隐藏在思想的后面，否则其带有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的措词会令大脑在接收它时习惯性地关闭，既不关心也不知道如何摆脱掉它。我不急于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并用和我有相同哲学看法的人理解和不反感的话表达出来。
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当我和一个拥有最杰出能力的人有密切的思想交流时，她的天赋不断发展并且在思想方面展现出来，不断寻求真理，远超于我，但我却没有像在其他人身上那样发现她的真理里也混杂着谬误，我思想上的进步很大一部分在于吸收了这些真理，而我的智力工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就是在真理和总体的思想体系间建立了桥梁，扫清了道路。
在我的作品中，第一本包含她的突出贡献的书就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对于《逻辑学体系》，除了精心地安排了文章的结构外，她所作的贡献并不多，但正是在文章的结构方面，我的作品，无论长短，都从她精确和锐利的批评中受益良多。
《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是关于“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的，它对观念产生的影响最大，这完全是她的功劳。初稿中并没有这一章，
她指出有必要把这一章加进去，否则的话这本书就会十分不完美。因为她，我才着手写这一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劳动阶级固有地位的两种对立理论的陈述和讨论，这完全是她思想的表达，经常由她亲自口述。
《政治经济学原理》里的纯科学部分，我并不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但主要还是她的影响给整本书定下了基调，使之不同于原来那些自称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也有效地争取到了那些曾被这些论文排斥的人。这个基调的精髓在于正确区分了财富创造的定律和财富分配的模式，前者是真正的自然定律，取决于物的属性，后者受特定条件限制，取决于人的意志。
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家用经济学定律的名义将这些统统拒之门外，他们认为这些定律是无法通过人类努力来修改或战胜的。他们把相同的必然性归因于那些依赖尘世生活恒定条件的东西，也归因于那些在特定社会结构下唯一必然的结果，这两者仅仅是与之同等延伸的。在特定的惯例和习俗下，工资、利润和租金是由特定的原因决定的。但这批政治经济学家陷入了无法避免的假想当中，主张这些原因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任何人力都起不了作用，也必然决定了在生产分工中，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所占的份额在减少。
《政治经济学原理》不同意前人在他们假定的前提下针对这些原因的作用进行科学认定。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将条件视为决定性的。经济学的归纳不取决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取决于必然性和现有社会结构的结合，归纳仅仅是暂时的，容易被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改变。
实际上，我看问题的这种方法部分来自于圣西门主义者理论的激发，但却是因为我太太的提示，我的想法才变成赋予全书生命的通行的现实准则。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她对我的作品所作贡献的一般特点。
那些抽象的和纯科学的内容基本上由我负责，而她提出的是恰当的人类要素：就像我学习她大胆地思考和谨慎地作出实际判断一样，在所有涉及将哲学应用到人类社会和发展的迫切需要的方面，我也是她的学生。
因为，一方面有了她我才在预见未来的规则上变得比原来更勇敢，更有远见，现在很多有限的归纳经常和普通的原则相混淆，从而失去了适用性。
若不是她，我作品中的这些部分，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那些被社会主义者肯定却被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强烈否定的对未来可能性的思考，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以一种更怯懦或更受限制的形式被提出。
然而当她让我更大胆地思考人类事务时，她务实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实际困难的正确估计打消了我所有的空想倾向。
她头脑中的想法具体有形，自身形成了如何实际操作的概念，而且她对现存的人类情感和行为的认识很少出错，所有不切实际的建议中的缺点几乎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与其他我署名的作品相比，《论自由》是我们合作最直接的作品，因为里边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我们多次认真的思考和反复的推敲，我们细心地去除了所发现的所有思想上或表达上的错误。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虽然没有经过她最终的修正，但仅仅从文章的结构来看，就远远超过了我之前或之后创作的所有作品。
在思想方面，很难辨别哪个特别的部分或要素更属于她。
此书表达的整个思维方式显然都是她的。
但我也完全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所以我们自然会产生相同的想法。
但我能看得这么透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
在我思想发展的一段时间中，我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想法很容易陷入政府过多干预的倾向。还有一段时间我有可能矫枉过正，变得不像现在这么彻底的激进和民主。
在这两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她不仅帮助我保持正确的观点，而且引导我摆脱错误，走上新的真理之路。
我热切而且很乐于向任何人学习，并修正旧观点，融合新观点以腾出空间接受新的见解，若不是她一贯的影响，这有可能诱使我过多地修改我早期的见解。
她对我思想发展最有价值的帮助在于她适当地衡量各种见解的相对重要性，经常使我避免将刚刚明白的真理放在思想中高于它们应有的重要地位。
《论自由》可能比我的其他作品（或许《逻辑学体系》除外）更有生命力，因为我和她思想的结合让这本书成为某种单一真理的哲学教材，这个真理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生的变革变得更加突出：说明了性格类型多样化对人类和社会的重要性，给人性向无数的、相冲突的方向发展以充分的自由。
这本书的论述所形成的深刻印象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好地说明了这个真理的基础有多深厚，尽管当时从表面看来似乎没有必要上这样一课。
我们担心社会公正和代表舆论的政府不可避免的发展会给人类套上言论和行动一致的枷锁，对那些只看目前现实而忽视未来趋势的人来说，这种担心看起来似乎只是空想。因为在社会和制度中逐渐发生的变革还远未对新见解的发展绝对有利，使这些新见解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公正的倾听。但这是属于过渡期的一个特点，此时的旧观念和旧情感已经动摇，而新学说还没有取得优势。
在这样的时刻，所有有思想活动的人放弃了旧的信仰，还不确定他们所保留的东西是否会改变，所以他们迫切地倾听新的见解。
但这种状态必定是暂时的：某个特定学说体系会适时地得到周围大多数人的支持，建立与之相符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使新一代人牢记新的教条，而不用告诉他们得出这个新教条的思想过程，渐渐地这个教条取得了与它所取代的教条相同的压制力。这种有害的力量是否会发挥作用取决于人类在那时是否意识到它会阻碍人性的发展。
只有到那时，《论自由》的教导才会有最大的价值。
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教导在很长时间都会保留这种价值。
至于原创性问题，当然它正是每个有思想的人以自己的方式来构想和表达属于人类共同属性的真理。
这本书的主导思想是，虽然在很多时代只有孤立的思想家才有这种思想，但它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就很可能已经存在了。
仅仅拿最近几代人来说，这种思想明显地存在于与教育、文化相关的重要思想中，并通过裴斯泰洛齐的努力传播到欧洲人的心中。
书中提到威廉·冯·洪堡无条件地支持这种思想，他在自己的国家绝不是孤立无援。
在本世纪初，个人权利学说以及道德应自行发展的主张被德国作家的整个流派推广到了夸张的地步。德国最著名的作家歌德的作品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但却渗透着人生的道德观和处事观，我认为虽然不应当拥护，但它在不停地为自我发展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寻求自身可容许的各种辩护。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论自由》写完之前，威廉·麦考尔先生在一系列作品中以雄辩的方式狂热地维护个人主义理论，让人想起了菲希特，其中最详尽的一部题为《个人主义的要素》。
另外，一位杰出的美国人沃伦先生以个人主权为基础建构了一种社会体系，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并着手将建立村庄团体付诸行动（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存在），虽然这表面上和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计划相似，但在原则上与他们完全相反，因为除了推行所有个人具有平等的发展自由，它不承认社会对个人有任何权威。我对自己署名的《论自由》一书中的学说没有原创权，也不打算书写它们的历史，在我之前唯一值得一提的坚持这些理论的作家是洪堡特。他为此书题了词，虽然书中有一段中的词语个人主权是我从沃伦派那里借用的。
我提到的前人对这个学说的概念在细节上与我书中提到的概念有天壤之别，在这里没必要赘述。
在我遭受了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我最先关心的就是《论自由》的印刷和出版，其中大部分是她写的，我以此书来祭奠她，作为对她的怀念。
我没有更改或补充其中的内容，以后也不会改动。
虽然没有经过她最终润色，但我从没想过替代她做这项工作。
那时的政治状况促使我不久之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议会改革的思考》，其中一部分是几年前在《改良法案》流产时写的，当时还得到了她的赞同和修改。
它的两个主要特色是敌视投票制度（我们两人思想已转变，她比我还超前一点），以及为少数派争取代表权。但是，这些主张在当时没有超出加思·马歇尔先生提出的累积投票制的范围。在这本书准备付印出版时，考虑到1859年德比勋爵和迪斯雷里内阁对《改良法案》的讨论，
我又加入了第三个特色，即把选票的多数投给证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不是投给财产。
这个建议本身对我来说是调解以下两个方面的手段，既考虑到每个男女在管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务时对发言权不可抗拒的要求，又立足于知识优势决定权力优势的理论。
但这个建议我从未与我几乎不会犯错的顾问讨论过，所以我不能证明她和我的意见是否相同。
就我所能观察的来讲，这个建议不被任何人看好，所有希望在选举投票中谋取这种不平等的人都希望选举以财产为准，而不以智力或知识为准。
如果这个建议能够克服反对的强烈情绪，那就只能等到系统的国民教育建立以后，通过制度来准确地定义和认定有政治价值的学识等级。
否则这个建议将永远遭到强烈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对。而等有了这种制度，人们也许就不需要它了。
《议会改革的思考》出版后不久，我接触了黑尔先生令人敬佩的《个人代表制》一书，当时还是第一次出版。
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非常实际和有哲理的思想，以及代议制政府制度所能容许的最大改良。改良以最恰当的方式刚好弥补了代议制以前似乎固有的重大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派，而不只是按得票数比例分配权力，使最强大的党派排除所有较弱小的党派，不让他们在全民议会上发表见解，除非通过不同地区偶尔不平等分配得到的机会，他们的政见才能得以发表。
对于这些重大缺陷似乎不可能找到很完美的缓和剂，但黑尔先生的制度提供了根治的良方。这个政治艺术上的伟大发现激励了我，我也相信它曾经激励了所有接纳它的有思想的人，它给人类社会的前景带来了新的更加乐观的希望，把整个文明世界显然势必遵从的政治制度形式，从看起来限制它或怀疑它的最终利益的主要部分中解放出来。
少数派只要还是少数派，就会，也应该会在票数上落后。但规定投票者的集会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自己选出一个代表进入立法机关，少数派就不会被压制。
独立的见解将强行进入国民议会，让其他人听到，这种情况在现有的代议民主制度下不是经常发生的。立法机关不再排除个人特性，不再完全由那些代表强大政党或宗教派别教义的人组成，而是包含了国内大部分最优秀的个人，他们进入立法机关与党派无关，而是选民欣赏他们的个人才华。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其他方面聪明的人由于缺少充分的考察，会被他们所认为的制度复杂的本性排除在黑尔的方案之外。
但任何觉得不需要黑尔方案弥补缺陷的人，任何仅仅把它视为理论上的微妙想法或怪念头的人，任何认为它无助于有价值的目标，不值得引起务实的人注意的人，都可谓是一个不称职的政治家，不能胜任未来的政治。我的意思是，除非他是大臣，或者向往成为大臣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大臣对改良一贯无条件的敌视，几乎要等到他的良知或利益驱使他采纳它作为一项公共措施并且执行它的那一天为止。
如果我在小册子出版前读了黑尔先生的方案，我一定会在里边细加论述。
因为没能这么做，我在《弗雷泽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杂文集里也有收录），主要目的也在于此，除了在里边介绍黑尔先生的书，我还评论了两本谈论时事问题的作品。其中一本是我的老朋友约翰·奥斯汀先生的小册子，他在晚年变成了议会所有进一步改革的反对者。另一本是洛里默先生有才气和智慧的作品，但里边存在部分错误。
同年夏天，我完成了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那就是帮忙（通过《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介绍贝恩先生一部深奥的专著《论精神》，当时此书刚出版了第二卷。此外，我还完成了短文选集的出版事宜，构成了《论述和讨论》的前两卷。
这个选集是在我太太在世时完成的，但为了再版，我和她一起进行的修订工作才刚刚开始。当我不再拥有她的判断作指导时，我失去了继续修订的动力，除了删掉与我见解不相符的段落外，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交去再版。
我那年的文学工作以发表在《弗雷泽杂志》上的一篇名为《略谈不干涉政策》的文章而告终（后来收录在《论述和讨论》的第三卷）。
我在这样一个愿望的促使下写了这篇文章，欧洲各国普遍指责英国外交政策特别自私，对此我在为英国澄清的同时提醒英国人，英国政治家惯于称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关心英国的利益，这一低沉的腔调和当时帕默斯顿勋爵反对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所作所为都给这种指责提供了借口。
我借这个机会表达了长久以来心中关于国际道德的正确原则，和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情况合法修改这些原则的想法（有些源自我在印度的经历，另一些来自当时欧洲公众十分关注的国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该文章为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辩护，反对布鲁厄姆勋爵等人的攻击，它当时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并收录在《论述和讨论》中。
我相信那时我已经习惯于在纯文学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余生，如果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与理论和实践政治相关的写作可以称作文学生活的话。虽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远离自己国家政治中心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度过，我仍是，而且主要是为自己国家写作的。
但实际上，对一个生活环境简单且条件尚可的政治作家来说，现代交通的便捷不仅消除了远离政治活动现场的所有不利条件，还把这些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
即时、频繁地接收报刊的信息令他时刻了解当下的政治，并且为他提供比私人接触更准确的舆论观点及它们的进展情况。因为每个人的社会交往或多或少局限于特定的集团或阶级，通过这个渠道他只能得到这些集团或阶级的印象而没有其他的印象。经验告诉我，那些把时间花在所谓社交中吸引人的索求的人，无暇经常了解舆论的喉舌，对舆论的大体情况或其中积极的、有指示作用的部分还不如经常读报的隐居者知道的多。
离开自己的国家太久无疑有种种不利：不能经常更新自己对所处环境看到的人和事的印象，但在远处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不受不公平看法的干扰，所以才是最值得信赖的，甚至可以用于实践。
交替于这两个位置间，我综合了两者的有利条件。
虽然能最好地启发我思想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我并不孤单。她留下了一个女儿——我的继女，海伦·泰勒小姐，她的智慧、高贵和性格的继承者。从那天起至今，她不断成长和成熟的才智一直贡献于同样伟大的目标，比起母亲，泰勒的名字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虽然就我预测，如果泰勒的母亲一直活着的话，她的名气一定会比她女儿大。
现在起要说点有关与她直接合作的价值的事：我感谢她伟大的原创思考能力以及实际判断的合理性带给我的指导，否则得出完整的想法只能是徒劳。
过去肯定没有人像我这么幸运，在经历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后，变化莫测的人生却又赋予了我另一个瑰宝——另一个非凡的同伴、激励者、顾问和老师。
现在或以后若有人想起我和我的作品，一定不要忘记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智慧和良心的结晶，其中最不重要的，且原创性最低的就是名字写在作品上的那个人。
1860和1861年我的主要作品是两部专著，其中只有一部是为了立即出版，这就是《代议制政府的思考》。
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代议制是最好的民主政体形式，这本著作就与之相关。
它不仅包含了实施这种特殊政体所必需的一般理论，还有对纯组织制度领域内重大时事的成熟看法。通过预期，我还提出其他早晚都有必要迫使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政治家重视的问题。
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区分制定法律的职能和促使良好法律得以制定的职能。前者大多数公民大会都不能胜任，后者是公民大会的分内之事，其他机构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所以结论是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永久组成部分需要建立立法委员会，其中有少数受过高等训练有政治头脑的人，当议会决定制定一项法律时，这个任务应当转交给委员会。议会保留通过或反对委员会起草法案的权力，但是没有权力修改，只能将修改建议提交委员会处理。
这里提出的有关公共职能中最重要的立法职能问题，也是现代政治组织中重大问题的一个特殊例子，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由边沁首次全面地论述过，虽然我并不认为他的解决方案令人满意。应当把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完全监督和最完美的专业机构结合起来。
当时写的另一本专著是几年后出版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
这本书是我女儿建议我写的，无论如何，我尽可能全面、有说服力地把对这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呈现给公众。
我的打算是把它放在其他尚未出版的文章中，尽可能随时修改，等到它最有可能有用的时候再出版。
当它最终出版的时候，里面已经加入了我女儿的许多重要想法，其中很多段落是她写的。
但在属于我的段落当中，最显著、最深刻的部分是我妻子写的。对一个在我们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问题，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交谈和讨论，所以它来自我们共同的思想储备。
之后不久，我从堆积的手稿里拿走了一部分未出版的文章，都是在我们婚后生活的最后几年写成的。经过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最后形成了名为《功利主义》的小书。第一次出版时分为三个部分，在《弗雷泽杂志》连载，后来重印成一卷。
但在此之前，由于美国内战爆发，公共事态就变得十分紧张。
我最强烈的感情也投入到这场战争中，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在一段不确定时间内将注定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在南北公开分裂前的那些年，我一直很有兴趣地观察美国的奴隶制之争，我知道在斗争的每个阶段，奴隶主都咄咄逼人地想要扩大奴隶制的领域，这主要是受到金钱利益、作威作福的特性和追求阶级特权的阶级狂热三者的共同影响。
我的朋友凯恩斯教授在他的优秀作品《奴隶劳力》中充分有力地描述了这种影响。如果奴隶主成功了，那就代表了邪恶力量的胜利，将会助长进步的敌人，压制整个文明世界中进步精神的朋友，以最坏、最反社会的人压迫人的专制形式为基础，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毁灭伟大的民主共和制的声誉，这会给欧洲所有特权阶级一个错误的信心，这种信心很可能只有在血泊中才会消失。
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北方的士气足够高涨，最后成功赢得战争，如果这个胜利来得不是太快且不太容易，从人性的法则和革命经验来看，我预见这种胜利一旦来了就很可能是彻底的。然而北方民众的良知到那时仅仅止步于意识到抵制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他们对美国宪法的忠诚使他们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各个蓄奴州的奴隶制，但当宪法受到武装叛乱的动摇时，他们又会产生另一种感情，并下决心永远去除那个可恶的东西，加入到高尚的废奴主义者麾下，后者认为加里森是勇敢和忠心的传道者，温德尔·菲利普斯是雄辩的演说家，约翰·布朗是自发的殉难者。
到那时，所有美国人的思想将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再受到那种假想的必要的腐蚀，以为必须为对其宪法中自由原则最骇人听闻的违背而向外国人道歉。当一个社会停滞的状态趋于墨守成规时，国民思想至少将暂时阻止这种趋势，而全民思想将变得更容易认识到制度中或人民习惯中坏的东西。
目前关于奴隶制的这些希望已经全部实现，在其他方面也在逐步实现。
从叛乱的成功或失败两种结局的预测中，可以想象当我国几乎全部中上层阶级，甚至那些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人都一窝蜂地成为支持南方派的狂热伙伴时，我会带着怎样的感情来思索。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文学、科学领域的人，几乎成为这场全民狂热的唯一例外。
我之前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永久进步在有权阶级身上起效多么小，而他们习惯声称的那些自由理念的价值又是多么小。
欧洲大陆的自由派从未犯过同样可怕的错误。
但那个逼迫我们西印度种植园主解放黑人奴隶的一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其后的一代没有经过多年的讨论和揭露，所以不能强烈地感觉到奴隶制的罪大恶极。而英国人习惯于对发生在他们国土之外的世事不闻不问，这使他们对这场战争的前因毫不知情，以至于在战争开始的头一两年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斗争。
那些道德准则高尚，观点开通的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关税之争，或者把它同化成他们一直同情的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
显然，我有义务和少数人一起反对这种反常的舆论。
我不是第一个提出抗议的人。
应当记住这是休斯先生和勒德洛先生的功劳，通过在斗争刚开始时发表作品来提出抗议。紧接着布赖特先生用一篇最强有力的演说表示抗议，后续者的表现也同样精彩。
临近1861年年底时，美国的一名军官在英国的船上抓住了南方的使节，就在这时我以自己的文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即使健忘的英国人也不会这么快忘记，当时英国迸发出了一股持续数周，期盼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情感洪流，事实上英国这边还进行了作战准备。当这种状态持续时，英国人就没有机会听到任何有利于美国事业的声音，另外，我赞同那些认为这个行动不合理的人，以至于要求英国应当拒绝参战。
后来英国拒绝参战，战争的警报才告解除。我于1862年1月在《弗雷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之争》。
我一直感谢我的女儿敦促我写成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当时正要出发去希腊和土耳其旅行几个月，要不是因为她，我本会推迟到回来后再写。
文章写成并发表，它有助于鼓励那些感觉被狭隘观点压制的自由派人士，也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正义事业的思想核心，这个核心在慢慢发展，并会在北方有望胜利后迅速发展起来。
我们旅行回来后，我又写了另一篇评论凯恩斯教授著作的文章，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
英国统治阶级希望美国这个国家毁灭，这激起了美国长期的怨恨，英国也因此受到了许多令之不快的惩罚。他们有理由感谢那一小部分的——哪怕只有一小部分的——知名作家、演说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坚定地站在美国人这边，部分转移了他们的痛恨情绪，使大不列颠在美国人眼中不是完全丑恶的。
完成了这个义务后，我接下来两年中的主要工作与政治无关。
奥斯汀先生的遗著《法理学演说集》使我有机会向他表示应有的怀念，同时在许多问题上发表我的想法，之前在我信奉边沁主义的时候曾经对这些问题有过研究。
但那些年的主要成果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哲学研究》，
他的《演说集》于1860—1861年间出版，我在1861年底读到这本书时就打算在某期《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对这些演说进行阐述，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是偷懒的做法，要想公正地评价这本书起码要写一卷书才行。
于是我考虑自己尝试这样做是否可取。
考虑过后，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去这样做。
我对《演说集》十分失望，当然我读它的时候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并没有偏见。
在那之前，因为《里德论》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推迟了对它的研究，但我也留意了他的《哲学讨论》，虽然我知道他论述精神哲学的总体方式与我最推崇的方式不同，但他反对后期先验主义者的有力辩论和对一些重要原则的极力支持，尤其是对人类知识相对性的坚持，使我和他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感到在他的权威和声誉影响下，真正的心理学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
他的《演说集》和《里德论》打破了这样的幻想：即使是《哲学讨论》，如果带着这种理解来读，也会失去很多价值。
我发现我和他的观点明显一致的地方很多都是在书面上的，在实践上的却很少。那些他认同的重要哲学原理已经被他解释得几乎没有意义或毫无意义了，或者意义慢慢消失掉了，而与这些原理完全矛盾的学说却几乎在他哲学作品中的每个部分都得到了讲解。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他的评价改变了，不再认为他占据了两个对立哲学的中间位置，掌握两者的原理并且为相互攻守提供有力的武器。我现在把他视为支柱之一，在这个国家以他的高度哲学声望来讲是一根主要的支柱，而且在我看来是两根当中错误的一根。
现在，哲学两大学派——直觉派和经验联想派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抽象思考的问题，而是带有实际的后果，造成了进步时代中所有实际观念间的巨大差别。
务实的改革者一直坚持在那些有强烈和广泛感情支撑的事物中进行改革，或者一直质疑既成事实的表面必要性和不可取消性。他的论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这些强大的感情从哪里来，这些事实为何看起来是必要的和不可取消的。
因此，在他和哲学之间存在自然的敌对状态，因为哲学反对通过环境和联想来解释感情和道德事实，而将其视为人性的终极要素。哲学坚持支持受欢迎的学说作为直觉真理，认为直觉是大自然和神的声音，其话语的权威性高于理性。
尤其是我早就感觉到一种普遍的倾向，即把所有人性明显的差异视为天生的，而且基本上是不能消除的，但却忽略了无可争议的证据，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个人、种族还是性别间的差异，绝大部分不仅可能是，而且自然是由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理性对待重大社会问题的主要障碍，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绊脚石之一。
这种倾向根源于直觉形而上学，以19世纪对18世纪的抗拒为特征，它总体上符合人类的惰性和保守利益，除非从根源下手，否则它肯定大大超过较温和形式的直觉哲学能真正证明其为正当的程度。
然而哲学的形式不是一直温和的，它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了欧洲的思想。
我父亲的《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我的《逻辑学体系》和贝恩教授的伟大著作都试图重新介绍一种更好的研究哲学的方式，后来我们取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仅仅对比两个哲学派别是不够的，应当让它们短兵相接，需要有争议和论述的作品，然后这种争议方才有用。
考虑到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作品和声誉是这个国家直觉派的重要堡垒，因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格，和方方面面的突出优点，以及思想的天赋令这个堡垒更加坚不可摧。我认为，彻底考察他所有最重要的学说和评估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崇高的一般主张，对哲学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贡献。通过观察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追随者，且是最有才能的追随者之一的作品，我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他的特殊学说只证明了一个我认为最不道德的宗教观点的正当性，即在神的面前屈膝朝拜是我们的义务，而神的道德属性被证明是不可知的，或许完全不同于我们谈论人类时用同样名称所表示的道德属性。
随着我这项工作的进展，对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名誉的损坏程度超过了我原先的预期。通过对比书中的不同段落，我发现了大量难以致信的矛盾之处。
但我的工作是说明事情的真相，并且毫不退缩。
我努力保持用最谨慎的公正态度批评哲学家，我知道如果我一旦无意中对他不公的话，他的很多信徒和追随者就会出面纠正我。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详细地回答了我，指出我的疏忽和误解之处，虽然数量不多，且大部分内容极不重要。
这些疏忽和误解（就我所知）在最新版本（现在是第三版）出版前得到了纠正，其余的那些批评，只要看起来有必要，我都一一回复了。总体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说明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缺点，将他过高的哲学声誉降到适中的范围内。通过一些讨论和两章关于物质概念和精神概念的阐述，它可能使哲学和形而上学领域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更明朗化了。
写完了这本评论汉密尔顿的书以后，我又从事了一项有很多理由令我格外义不容辞的工作，那就是解释和评价奥古斯特·孔德的学说。
在让英国了解他的思想方面，我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
原因是我在《逻辑学体系》中提到他，当他在法国还名不见经传时，在海峡这边已经有很多有思想的人在读他的书，钦佩他的思想了。
我的《逻辑学体系》写完并出版时，他还那么的默默无闻，不被人欣赏，所以批评他的弱点看起来似乎多此一举，当时我的责任是尽力宣传他对哲学思想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到此时，事态已经完全改变。
至少他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他理论的一般特点也已传播得很广。
在他朋友和对手的眼中，他已经成为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理论中较好的部分已经深入那些原有文化和倾向适合接受他思想的人心中。
在这些较好部分的掩盖下，他后期的作品大量发展和加入了许多不好的部分，在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也赢得了积极热情的拥护者，他们中有些还有很高的个人声誉。
这些原因要求必须有人将孔德先生理论中好的部分从坏的部分中筛选出来。我似乎负有特别的义务来做这件事情。
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连载，后来在名为《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主义》的小册子上重印。
我刚才提到的作品，还有一些我认为没有保存价值的期刊论文就是我在1859—1865年间写的全部作品。
在1865年上半年，按照工人们经常向我表达的愿望，我将那些看起来最容易被工人们接受的作品集合成廉价的大众版出版，如《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和《论代议制政府》。
这样做牺牲了我可观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我放弃了从这些廉价版本中获利的想法，和出版商确认了按照利润平分的一般条款能保证他们获利之后，我放弃了我的那份收入，以使价格更低一些。
感谢朗文出版社，他们主动提出一定的年限，期满后此书的版权和铅版归我，同时规定了一定的册数，售完后我可以得到那一半的利润。
这个数量（《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一万册）有段时间已经超过了，大众版也开始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小额收益，虽然还远远不能弥补文库版利润的减少。
我的外部生活概述到这里，之后，我宁静的隐居作家生活转变成与我趣味不那么相投的下院生活。
1865年初，威斯敏斯特的一些选民提议我加入议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甚至不是我收到的第一份邀请，因为十多年前，由于我对爱尔兰土地问题的见解，卢卡斯先生和达菲先生以爱尔兰一个受欢迎政党的名义，邀请我代表爱尔兰的一个郡加入议会。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办到，但当时我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无法兼任议员，所以我根本都没有考虑这个提议。
后来我离开了东印度公司，很多朋友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我成为议员，但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选举团体的多数派或实力派真正愿意让有我这种见解的人当代表。我也深信，一个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又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不想成为政党喉舌的人，除非花费金钱，否则当选的几率很小。
过去和现在我都坚信，一个候选人不应当为了担任公职而花费分文。
这种合法的选举开支不应当由某个特殊的候选人承担，而应当由国家或当地的公共开支负责。
为了使全体选民正确理解候选人的主张，每位候选人的支持者必须做的事应当由不支酬劳的机构，或从自愿捐款中支付。
如果选举机构成员或其他人自愿捐款，通过合法途径使某个他们认为在议会中有用的人入选议会，没有人有权反对他们。但是，如果全部或部分的花费都落在候选人头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实际上等同于花钱买席位。
即便是对金钱支出作最有利的推测，人们仍可以正当地怀疑那些花钱博取公众信任的人另有企图。选举的成本（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由候选人承担，就失去了所有不能或不愿承担这笔巨额费用的人作为议员为国家服务。
我并不是说一个独立的候选人不遵从这种卑鄙的方式就几乎没有希望进入议会，如果他的钱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贿赂，他花钱就不总是道德上的错误。
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应当十分确定，他当议员比做其他事情对他的国家贡献更大。就我自己而言，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自信。
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做议员会比单纯当一个作家更能促进需要我尽力的公共目标的实现。
所以我觉得我不应当参选议员，更不应当花钱来谋取议会的席位。
但当一个选举团把我推选出来，并且自发地推举我做候选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假如通过解释他们了解了我的想法，并接受我提出的让我按良心办事的唯一条件后，他们仍坚持这个希望，那么问题就是这是否就是一个选区的选民邀请一个成员当候选人，而他又几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情况。
所以我通过一个候选人对他的选举团体作出的最坦率的解释之一来检验他们的意向。
在答复他们的邀请时，我写了封公开信，说我个人无意做议员，并且认为一个候选人既不该拉选票，也不该承担任何费用，这两样我都不同意做。
我又进一步说到，如果我当选了，我不能保证用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他们谋取任何地方利益。
至于一般政治，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我对很多重要问题的想法，他们之前曾征询过我的意见。其中一个是选举权问题，我告诉他们我深信（我有义务这么做，因为我打算一旦当选就照此行事）女性有权在议会中担任代表，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利。
这对选举人来说无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提出这个想法后，我当选了议员，这一事实促使主张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蓬勃开展。
当时，像我这样的职业且行为完全藐视所有正规选举活动的候选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仍能当选，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不可能的了。
一个著名的文人，同时也是社交圈中的一员曾说过，按照这样的安排，即便是万能的上帝自己也没有机会当选。
我坚持既不花钱也不拉选票，我个人也不参加任何选举活动，一直到提名前的一个星期，我才参加了几个公众集会，表明我的立场，并回答了选举人行使其正当权利将我推举为咨询指导所提出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和我的演说一样简单坦率。
只有一个问题，即关于我的宗教见解，我从一开始就宣布不回答任何问题。这个决定似乎得到参会者的完全认可。
我回答其他问题的坦率态度，明显比我的回答本身更能给我带来好处，因为我无论怎样回答都会造成伤害。
在我得到的证据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我曾在《议会改革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英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不同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羞于说谎，但通常还是说谎者。
这段话被我的对手印在标语牌上，并在一个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会议上递给我，问我是否曾写了并发表了这段话。
我立即回答“是的”。
话一出口即刻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
显然工人阶级已经习惯了从那些寻求他们选票的人口中听到推诿和借口，所以当他们听到直接公开承认了可能令他们不满的话之后，他们并没有感觉被冒犯，反而立即断定这是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人。
我从未听说过那些最懂得工人阶级的人的经历中有比这更惊人的例子。在他们喜欢的优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彻底的坦诚，坦诚比他们心中十分强烈反对的更重要，没有其他的品质可以弥补坦诚的缺乏。
事后第一个发言的工人（奥杰先生）说，工人阶级并不是不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需要的是朋友，不是奉承者，并且他们会对向他们真诚提出身上需要改进之处的人负有义务，会议对这一点反响热烈。
假如我在竞选中失利，我也没有理由后悔，因为它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同胞。这不仅给我许多新的体验，并且使我能够更广泛地传播我的政治见解，让很多以前从未听过我名字的人认识我，增加了我的读者和我作品可能的影响。
令我和所有人惊讶的是，我以几百张票的多数战胜了保守党的竞争对手，恢复了议会席位，当然我的读者和作品的影响随之增加了不少。
在议会通过《改良法案》的三届会期中，我是下院的议员。这期间除了休会期，议会工作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还经常发言，有时是有准备的演讲，有时是即兴演讲。
假如我的主要目的是在议会中造成个人影响，我的演说就不会选在这样的时机。
就格莱斯顿先生的《改良法案》我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赢得了下院的注意。之后我想，如果其他人很有可能或者足以做好的事，我就不必加以干涉。
因而，既然我通常在别人不可能做好的情况下才出面，所以我大多是在自由党人甚至是其中的高级分子与我意见出现分歧，或者他们相对不太关心的事情上发表意见。
我的很多次演讲，尤其是反对废除死刑的提议和赞成恢复在中立国家船只上没收敌人货物的权利的演说，都违背了当时是，可能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先进的自由理念。
我支持妇女选举权和个人代表制，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我自己的怪念头。但此后这些主张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几乎整个国家对妇女选举权要求作出的热烈反应，充分证明了这些运动的及时性，并且使履行道德和社会义务的事业变成个人的成功。
另外一个我作为大都市中的成员义不容辞的义务是尝试为大都市建立市政府。但下议院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令我在下院内几乎找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持。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由议会外活跃聪明的人士组成的团体的喉舌，是他们而不是我想到了这个方案。他们对此进行了一切鼓动宣传，并起草了法案。
我的工作就是把早已准备好的议案呈交，并在议会允许讨论该议案的短时间内维持对其的讨论。后来我曾积极参与由艾尔顿先生主持的委员会工作，占用了1866年议会期的大部分时间来取得关于这个议案的证据。
现在（1870年）这个问题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这一点可以公平地归因于那些年所做的准备工作，但当时却收效甚微。所有既涉及强大私人利益又只对公众有利的问题，都同样要经历一段酝酿期。
我在议会所起的作用是做其他人不能或不愿意做的事情，同样的想法使我想到自己的义务是当先进的自由主义面临指责而议会中大多数进步的自由党人不愿引火烧身时站出来为其辩护。
我在议会的第一次投票是支持爱尔兰议员提出的有利于爱尔兰的修正案，包括我在内只有五位英格兰和苏格兰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他四个人是布赖特先生、麦克拉伦先生、T.B.波特先生和哈德菲尔德先生。
我的第二次演讲是关于延长爱尔兰人身保护令暂停期限的法案。
我在演说中谴责英国统治爱尔兰的方式，我只是做了现在英国舆论普遍承认是公正的事情。但那时反对芬尼亚共和主义的怒潮才刚刚开始，所有攻击芬尼亚组织成员所攻击目标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对他们的辩护。因此我在议会很不受欢迎，所以不止一个朋友建议我（我自己也同意这个建议）等待《改良法案》的第一次大讨论给出有利的机会后再发表第二次演说。
在沉默的期间，许多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我以失败告终，所以不用再因为我而烦恼。
或许正是他们贬损的评论所起到的反作用力帮助我对《改良法案》作的演讲大获成功。
后来我在一篇演说中坚持认为在我们的煤供应耗尽之前我们有责任还清国债。之后一些托利党领导人引用了我作品中几段对我不利的话，要求我解释另外的几句话，尤其是《代议政府的思考》中说到从构成规律来看保守党是最愚蠢的政党，对此我作出了讥讽的回复。通过以上这两件事，我在议院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他们并没有通过让人们注意到这些话而得到好处，以前没有人注意这段话，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愚蠢政党”的绰号却与他们如影随形。
现在我无需担心没有人听我的演说，我想我过多地限制了自己，只在看起来特别需要我帮助的场合才发表演说，避免过多地谈论重大的政党问题。
除了爱尔兰问题和那些涉及工人阶级的问题外，唯一一次论迪斯累里先生《改良法案》的演说几乎是我在三届会期的后两届对于重大决定性辩论所作的全部贡献。
然而，回顾我在刚才提到的那两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我十分满意。
关于工人阶级，我在论格莱斯顿先生《改良法案》的演说中的主要观点就是支持工人对选举权的要求。
之后不久，在罗素勋爵内阁辞职，托利党政府接任后，工人阶级试图在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却被警察拒之门外，后来群众拆除了公园围栏。
虽然比尔斯先生和工人阶级领导人之前在抗议中离开了，但随后发生了扭打，很多无辜的人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令工人阶级的愤怒达到顶点。
他们决心再次在海德公园集会，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带上武器。政府作好军事准备以抵御他们的行动，十分严重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
在这个危急时刻，我真的相信我能够阻止很多灾祸的发生。
在议会中我是支持工人阶级的一方，并且强烈谴责政府的行为。
我与其他几位激进派成员受邀参加了改革同盟委员会几个主要成员的会议，劝说他们放弃海德公园计划，并在其他地方举行会议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我的身上。
要说服的不是比尔斯先生和迪克森上校，正相反，这两位绅士显然已经朝相同的方向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但还远没取得成功。
坚持的是那些工人，他们如此坚持原计划，使我被迫寻求最后的方案。
我告诉他们，一次必定与军方产生冲突的行动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是正当的：第一，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迫切需要革命的程度；第二，他们确信自己可以取得成功。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他们终于听从了我的观点，因此我可以通知沃波尔先生，工人们放弃了计划。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工人阶级对我作出如此大的让步以后，我认为有义务满足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在农业厅召开的会议并发言。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由改革同盟会召开的会议。
我之前一直谢绝成为同盟会的一员，公开的理由是，我不同意其男子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的纲领，对于后者我完全不赞同。我也不同意他们高举男子选举权的大旗，即使他们保证没有排斥妇女选举权的意思。因为一旦一个人没能立即执行并公开承认他对一个原则的立场，那么他应该全面遵守这个原则。
我之所以特意提到这件事，是因为我那次的行为引起了托利党和托利党自由派媒体的极大不满，后来他们指责我在公众生活的考验中表现得过激和狂热。
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怎么做，但如果他们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尽可能地保全了他们，他们就有理由向我表示感谢。
我相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
我也相信在那个时刻，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赖特先生，没有人有足够的影响力约束工人阶级，但他们都无能为力：格莱斯顿先生的理由很明显，而布赖特先生当时不在城里。
一段时间以后，托利党政府提出了一个禁止在公园集会的议案，我不仅发言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且组织了一个由进步自由党人组成的团体，在会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所谓讨论拖延战术，成功地击败了这个议案。
之后再没有人提起过。
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同样感到有义务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议员代表团的重要人物之一，说服德比勋爵放过了已被判刑的芬尼亚党暴动者伯克将军的性命。
1868年会议期间，在教会问题上党魁们的处理态度十分积极，我只需要有力附和即可。土地问题从未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对地主所有制的盲目崇拜在当时几乎没被动摇，尤其是在议会中。而这个问题的滞后状态，就议会的思想来说，1866年罗素政府提出的极其温和的议案就可以证明，但这项议案还是未能通过。
我就这个议案发表了极为谨慎的演说，我试图制定土地问题的一些原则，这样做不是为了激励朋友，而是为了安抚和说服对手。
议会改革这个显赫的主题阻碍了这个议案，或者另一个德比勋爵政府提出的类似议案的通过。
它们从未通过二读。
同时，爱尔兰的不满迹象越来越明显，对两国完全分离的要求已经显现出了威胁性的一面，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要想恢复爱尔兰和不列颠之间的关系，只有采纳比原来设想的更加彻底的国家领土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在我看来时机已经到来，现在把我全部想法讲出来应该有用。
所以，我在1867年冬天写了小册子《英格兰和爱尔兰》，在1868年议会会期开始前不久出版。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特色是，一方面表明两国分离对英格兰和爱尔兰都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提出建议，给现有佃农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来解决土地问题，由国家进行适当的调查后确定固定的地租。
除了在爱尔兰，这本小册子并不受人欢迎，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是如果除了我所建议的方法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公正地解决爱尔兰问题，或者有安抚爱尔兰人民大众的愿望，那么我提出的建议就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假如有折中的途径可以尝试，我很清楚，提出所谓极端的建议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产生一个更加温和的实验的正确途径。
除非英国公众知道可能会出现一种采取更加强硬方法的情况，或者可能会组成一个更加强硬的政党，否则一个对佃户作出如此大让步的方法，例如格莱斯顿先生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不大可能是由政府提出的，或者在议会获得通过。
正是不列颠人的性格，或者至少是符合不列颠人要求的中上层阶级的性格，诱使他们同意改革的。而且必要的是，他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条中间路线。他们认为每个建议都是极端的，猛烈的，除非他们听到其他更极端、更猛烈的建议，他们对极端意见的反感才会自行消除。
目前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建议遭到谴责，但通过比较，其他任何关于爱尔兰土地改革的方案都被认为是温和的。
我发现对我计划的攻击通常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观点。
人们通常认为我的建议就是，国家应当买下土地进而成为全国土地的地主。但实际上我的建议只是为每个地主提供一种选择，假如在新的条件下他更愿意卖掉而不是保留土地。我充分预见到，大多数地主宁愿继续保留土地所有人的地位，而不愿从政府那里每年领取养老金。他们愿意以比全额地租更优厚的条件保持与佃户的现存关系，政府本可以基于这些全额地租给他们补偿。
我早在1868年会议初期论马圭尔先生的决议案时，在一篇爱尔兰问题的演讲中说明了这一点，也作了其他的解释。
这篇演说的修改稿，以及我评论福蒂斯丘先生议案的演说稿都已在爱尔兰出版（并非我自己出版，而是经过我允许）。
这些年还有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公共职责，是我必须承担起来的，不管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
牙买加发生的骚动一开始是由不公正行为引起的，后来由于愤怒和惊恐被夸大成有蓄谋的叛乱，这成为军警暴力和所谓军事法庭判决夺走成百上千条无辜性命的动机或借口。短暂的暴动被镇压后，骚乱又持续了几个星期，伴有很多毁坏财务、鞭打男女的暴行，到处都是大肆烧杀的野蛮场景。
这些犯罪者的行径受到英国那些长期支持黑奴制的同类人的辩护和喝彩。起初，不列颠民族似乎将要遭受对当局令人作呕的暴行置之不理，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耻辱。如果是被其他政府所利用，那么英国人对它的憎恨确实无以言表。
然而不久之后，一种愤慨的情绪被激起，人们自发组织起了名为牙买加委员会的协会，他们在形势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商议，采取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蜂拥而入。
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一听到消息就报名申请加入，回国以后积极参加到他们的行动当中。
这里有比公正地对待黑人更危急、更有必要考虑的问题。
问题是不列颠的属地，也许最终还有大不列颠本身是在受法律的管理还是军事特权的管理。不列颠子民的生命和人格是否受到两三个既没经验又粗鲁的军官支配？一个惊慌失措的总督或者其他官吏是否可以行使权利，构建一个所谓的军事法庭？
这个问题只有上诉到法庭才能解决，所以委员会决定上诉。
他们的决心引起委员会主席的更换，因为原主席查尔斯·巴克斯顿先生认为向刑事法庭起诉艾尔总督及其主要属下并非不公正，而是失策的行为。然而，有许多人参加的委员会大会决定反对他的观点，最终巴克斯顿先生退出了委员会，但继续为这项事业工作。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被提名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结果在下院代表这个委员会就成了我的责任。有时向政府提问，有时接受个别议员向我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挑衅的问题。特别是，作为1866年会期由巴克斯顿发起的一场重要辩论的发言者，我那时的演说也许是我在议会里最好的演说。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斗争，尝试每一条合法通向刑事法庭的道路。
英格兰一个拥有最多托利党人的郡的法庭不受理我们的诉讼，但在鲍街法庭我们却取得了成功，这使王座法院的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有机会作出最著名的判决，就法官解决问题的权力来讲，他的判决解决了有利于自由的法律问题。
但我们的成功就此结束了，因为中央刑事法院大陪审团撤销了我们的诉讼，使其最终未被受理。
显然，向刑事法庭起诉英国官员对黑人和混血儿滥用职权的罪名并不受英国中层阶级的欢迎。
但就我们而言，我们挽回了我们国家的声誉，表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群人决心利用法律提供的所有手段为受害人伸张正义。
我们从国家最高刑事法庭得到权威性的宣言，宣布法律就是我们所坚持的东西。我们已经郑重警告那些以后可能被诱惑去犯类似罪行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一时逃过刑事法庭的实际制裁，但是为了逃脱免不了会陷入麻烦并付出代价。
殖民地总督和其他当权人士将来就有十足的理由避免这种困境。
出于好奇，我收藏了几封在行动期间收到的辱骂信，大部分是匿名的。
这些信是一些国内残暴人士同情牙买加暴行的证据，里边既有粗俗的文字和图片笑话，也有暗杀恐吓。
在我积极参加却很少引起公众兴趣的其他重要事情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我和其他几个独立的自由党人一起击败了1866年会期结束前提出的《引渡法案》。法案中规定，虽然引渡政治犯未得到公开授权，但如果政治避难者被外国政府指控有必然引发暴动的行为，就要被引渡去他们反叛政府的刑事法庭听受处分。这使大不列颠政府成为外国专制政府报复的帮凶。
这个议案的失败使得特别委员会（包括我在内）成立，以审查和报告引渡条约的全部内容。结果是在我离开议会以后，议会通过了《引渡法》，使任何被要求引渡的人都有机会在英国法庭前证明他所受的指控是真正政治性的。
欧洲的自由事业由此而免受一场不幸，我们的国家也幸免于一次严重的邪恶行为。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在1868年的会期中，一批自由党进步人士坚持就迪斯累里政府提出的《贿赂法案》进行斗争，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与几位对这个问题的细节做过十分认真研究的人——克里斯蒂先生、普林律师和查德威克先生——商议并提出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制定修正案和增加条款，使《法案》真正有效地防范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贿赂行为，否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贿赂行为可能因《改良法》增加而非减少。
我们还致力于在法案中加入其他措施，以减少所谓的竞选合法开支这种有害负担。
在许多修正案当中，有一个是由福西特先生提出的，规定选举检察人的费用应当由税收而非候选人承担。另外禁止有偿拉选票，以及限制每位候选人只有一位带薪代理人。第三条是将防范和惩罚贿赂行为扩展到市级选举。众所周知，市级选举不但是议会选举贿赂的预备学校，也一贯是包庇贿赂的地方。
然而，保守政府一旦通过了法案中的主要条款（我曾投票支持并发言），把选举管辖权从下院移至法院，他们就会坚决反对所有其他的改进。福西特先生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提议，实际上已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之后他们号召党内力量在下一阶段否决这个提议。
下院的自由党人因其许多成员的行为深感耻辱，因为他们对确保人们诚实选举必要条件的尝试未曾给过任何帮助。
凭他们在下院占有的绝大多数席位，他们本可以通过所有的修正案，假如有更好的议案也会通过。
但会期已晚，议员们已在迫切地准备即将到来的大选。虽然几位议员（比如罗伯特·安斯特拉瑟爵士）仍令人尊敬地坚守着岗位，而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游说他们选区的选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个人选举的利益放在公共责任之上。
很多自由党人也对反贿赂立法漠然处之，认为它仅仅是将公众注意从无记名投票转移过来，他们把无记名投票视为一种充分且唯一的补救方法，我想将来肯定会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虽然斗志昂扬地坚持战斗了几个晚上，但战斗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曾试图增加贿赂的难度，而在新选举法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大选中，贿赂却比以前更加猖獗。
在对迪斯累里《改良法案》的一般辩论中，我的参与仅仅限于上文提到的那篇演说，但我借机把代议制政府尚需做的两项重大改进措施正式摆到了下院和全国人民面前。
一个是个人代表制，或者同样可以恰当地称为比例代表制。
我通过就黑尔先生的方案发表阐述性和议论性的演说提出这项措施让下院考虑。之后我积极支持一项代替黑尔方案但很不完善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少数选区被议会采纳。
这个可怜的权宜之计除了部分承认它不能根治的弊病外，几乎没有可取之处。
但即便如此，它还是受到同样谬误的攻击，需要用同样的原则保护，就像真正良好的措施那样。它在一些议会选举中被采纳，同样伦敦教育委员会选举中也引进了所谓的累计投票制。它把所有选举人的平等权利转变为代表制中的按比例分配名额，把纯粹的理论探讨转变成实际的政治问题，效果很好。如果没有实施这个方案，就不会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支持个人代表制，并不是因为它会产生相当多的或明显的实际效果。
相反，我提出的另一个动议就不同，它是《改良法案》的一个修正案，是我做议员期间履行的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公职。这项动议去掉了被理解成选举权仅限于男性的措辞，从而允许所有拥有男性选民资格的妇女，无论是否为户主，都有选举权。
当选举权大规模增加时，不要求选举权的妇女就相当于完全公开放弃这个权利。这个运动开始于1866年，我呈递了一份由许多杰出妇女签名的争取选举权的请愿书。
但不确定的是这个提议能否获得下院议员们零星的几张赞成票。当辩论过后，反对方的发言显然软弱无力，所以赞成动议的票数达到73票。加上不投票的议员和计票员，总数达80多票。这在我们意料之外，也因此令人大受鼓舞。更鼓舞我们的是这些投赞成票的人当中有布赖特先生，这只能归因于这场辩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因为他以前毫不掩饰地表示不同意这个提议。
这次看来是我的女儿，海伦·泰勒小姐组织了一个社团来扩大妇女选举权。
这个社团是由我女儿创办的，章程也完全是由她设计的，虽然因为身体孱弱加上工作缠身，她谢绝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但运动的第一年她仍是活动的灵魂。
很多尊贵的议员、教授及其他人，还有一些国家引以为傲的出色女性也成为社团成员，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受我女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她写了大量的信件，并以此赢得了支持，甚至有些信件上署了我的名字。
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分别与南丁格尔小姐和玛丽·卡彭特小姐有关，她们起初都不愿意加入（因为这和她们的意见相左）。后来我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几封请求信，才得到她们的同意。
其他的一些地区中心也以相同的目的成立了协会，包括曼彻斯特、爱丁堡、伯明翰、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以及其他一些为这项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城市。
所有的社团都取名为“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分会，但每个分会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以完全独立的方式运作。
我相信我已经提到了我在下院期间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
但这些描述即便是完整的，仍然不能让人们充分了解我那段时期的工作，尤其是通信花去的那段时间。
在我入选议会前的那几年，我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来信，大多都称我为哲学方面的作家，他们就逻辑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方面，要么和我探讨些难懂的问题，要么与我交流想法。
总的来说，我猜想我和所有著名的政治学家一样，收到了很多包含肤浅理论和荒谬提议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人们以巧妙的重组货币的方式，不断努力展示通往全民富裕和幸福的道路。
当写信人表现出足够的智慧，还有纠正的可能时，我就会不辞辛劳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直到后来我的通信数量的增长使我不得不用简短的话回复这些人。
但是我收到的许多来信中很多比这些更值得关注，其中有些指出我作品中忽略的细节，使我能够改正。
这种通信自然随着我写作主题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那些关于形而上学的主题。
但自从我成为议员之后，我开始收到私人的投诉信，以及有关公众事务能想到的问题的信件，尽管很多与我的知识和追求相去甚远。
带给我这些负担的并不是我在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他们对我同意效忠的事业保持着相当的忠诚。
事实上，我不时收到一个天真的年轻人写来的申请信，要我帮他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我都会收到这样的来信，虽然这种信件很少，但可以表明写信人是多么的单纯无知。
我不变的回答是，请求政府的帮助与我当选的原则背道而驰。
但总的来说，我自己的选民带给我的麻烦少于全国其他地区。
然而，越来越多的来信成为我沉重的负担。
那时以及从那以后，我的大部分回信（包括登报回复）都由我的女儿代笔。她的初衷只是帮助我处理大量的超过我个人回复能力的信件，但后来我发现她回信的水平比我的高，尤其是她能作出与当时的难度和重要性相应的回复。
即使我自己写的信也基本交给她修改，就像我最近准备的演讲稿一样，我的一些出版作品，不仅仅是其中几段，就连最成功的那部分都是她的杰作。
在议会工作期间，我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休会期间进行。
那段时间我写了《论柏拉图》（还有刚才提到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小册子），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后来收在《论述和讨论》的第三卷中。我很荣幸地被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选为校长，并按照惯例发表了演说。
在这篇演说中，我就一生中积累的有关自由教育的许多学科发表了很多想法和见解，讲到了它们的用处和影响，以及为使这些学科发挥最有益的影响应当采取的方法。
为证明旧的古典学科以及新的科学学科有同样高的教育价值，我采取的立场比大多数宣传者极力主张的更加坚实，认为只因平常教导法的愚蠢无能才使得这些学科被人视为竞争者而不是同盟者。我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已顺利展开的改革，而且能够在最崇高思想的培养下，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传播比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更公正的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开始履行我对哲学的责任（这在我离开议会后很快得以完成），也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准备并出版了《人类心灵现象分析》的一个版本，并作了注释，使这本出色的作品跟上了科学和理论方面的最新进展。
这是一个合作的项目：心理学的注释由贝恩先生和我平均分担，格罗特先生对书中附带提及的哲学历史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而安德鲁·芬勒特先生弥补了写书时由于不完善的哲学知识造成的不足。
该书第一次发表时正值形而上学理论的思潮与经验心理学和联想心理学背道而驰的时候，所以它没能立即获得应有的成功，但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通过这些人营造出一种更有利于联想心理学的气氛，到现在我们仍从中受益良多。
这本书很适合做学习经验形而上学的课本，只需扩充些相同思想流派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在某些情况下只需对其加以更正，它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贝恩先生的专著一起，成为分析心理学系统著作的佼佼者。
1868年秋天，通过《改良法》的议会解散了，在新一届威斯敏斯特选举中我竞选失利，这并没让我吃惊，我相信我的主要支持者们也不会吃惊，虽然在接下来几天的选举中他们抱着更大的希望。
如果我从未当选也就无需解释，让人好奇的是我第一次当选了，或者已经当选，但后来又落选了。
但是第二次他们为了打败我所作的努力远远比第一次多。
一方面，托利党政府正在为继续当选努力，在任何竞选中的胜利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
另外，所有同情托利党的人对我个人的怨恨也比上一届多很多。许多原来对我当选不置可否的人，现在都激烈地反对我再次当选。
因为我在很多政治作品中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民主见解的弱点，一些保守派人士似乎希望把我当作民主制度的敌人，因为我可以从保守党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们就断定我像他们一样看不到其他的方面。
但如果他们真的读过我的作品，他们就会知道在强调了所有我认为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反对民主的观点后，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有利于民主的论断，并且建议民主应当通过符合其原则并能去除其不便的制度来实现。其中一个主要的解决方法就是比例代表制，但保守党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建议。
一些托利党人的期待似乎是建立在我对多选区投票权认可的前提上的。人们推测，这个建议是迪斯累里在准备他的《改良法案》时向下院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个（没有人支持他的建议，他也没有施加压力），这可能是由我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引起的。但假如是这样，人们忘记了我的建议还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一人多选区的特权附加的是关于教育程度而不是财产状况的条件，即便如此，我只是在假定普选权的情况下才同意的。
在目前《改良法》规定的选举制度下，这种多选区投票权是不能接受的。怀疑这一点的人，只要看看工人阶级在选举中所占的如此小的分量就会明白，即使法律规定一人只能投一票。
与原来相比，我现在更加危及托利党人的利益，也更令保守的自由派人士不愉快，我在议会中所追求的事业绝对不会让多数自由派人士热情地支持我。
这之前我已经提到，我出色的登台演讲大多是论述与多数自由派见解不同的观点或他们极少关心的问题，我采取的方针路线很少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并使他们把我当作自己意见的喉舌。
另外我做的事情引起了很多人对我的个人偏见。
很多人因为他们所谓的迫害艾尔先生的事件而大怒，令他们更加愤怒的是我捐了一些钱作为布雷德洛先生的竞选费用。
我自己竞选时没有花费任何费用，几乎都由他人支付，我感到有特殊的义务用捐款来回报那些缺少资金但有望当选的候选人。
所以我几乎给所有工人阶级候选人捐款，尤其是对布雷德洛先生。
他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我听过他的演讲，认定他是有能力之人，在马尔萨斯主义和个人代表制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他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民主党意见，证明了自己不是蛊惑民心之人。
这样一个既有劳动阶级民主情感，自己判断政治问题，又有勇气逆流而上主张个人信念的人，在我看来是议会需要的人物。我认为不应当因为布雷德洛反对宗教的见解而把他排除在议会之外（虽然他曾经言辞激烈地表达过这样的见解）。
如果我只考虑自己再次当选的利益，那为他的竞选捐款是十分鲁莽的。不出所料，很多人对我的这个举动大加利用，无论公正与否，来煽动威斯敏斯特选区的投票者反对我。
基于这种种原因，加上我的托利党竞争者大肆利用惯用的金钱手段和其他影响力，而我却没有这么做，我在第一次竞选胜利后，第二次却失败了。
竞选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三四封信，邀请我做其他选区的候选人（主要是郡级）。但即便有成功的希望，即便可以不用承担费用，我也不想摒弃让自己享受回归个人生活的轻松。
我已没有理由因为选民对我的反对而感到耻辱。假如我真的有，这种感觉也远远不如我从各界人士和各地收到的无数慰问信重要，尤其是不如收到那些我惯于合作的自由党议员们的慰问信重要。
从那以后，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值得我在此记录。
我重拾旧趣，回到欧洲南部享受田园生活，每年轮流两次在伦敦附近住上几周或几个月。
我为期刊写了许多文章（主要发表在我朋友莫利先生的《双周评论》上），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在妇女投票权协会的会议上发表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我女儿和我把几年前写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增加了一些内容后出版，并开始为以后出书准备资料。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写完这些新作品的话，那还有机会再作说明。
因此，这本自传到这里可以结束了。
